将“生产责任制”进行到底!——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南巡讲话15周年

“生产责任制”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一笔最大“遗产”,它有效遏制了经济生活领域中的“搭便车”现象。把责任制精神引入政治领域,或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要务。     

法治改革这一年

从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今年的四中全会,将近一年时间里,中国的法治改草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四中全会闭幕后数天,习近平便主持召开了中央全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他强调,四中全会的《决定》是三中全会的《决定》的“姊妹篇”。两份中央决议,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接连颁发,这对中国新的法治征程意味深远。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政治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这两个30年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展开,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国后的30年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保证其在动机上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中国共产党继续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依法治国,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民主决定品质——对话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民主决定经济的品质,产业升级需要制度环境;民主决定生活的品质,更少的辛劳与更公平的机会;民主决定精神的品质,更有尊严更具责任。     

中国：迈向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两会”感言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作为全方位展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平台，是中共十七大之后隆重召开的最重要的政治盛会．     

从“梅普组合”到“梅普易位”的俄式政治结构

2011—2012年俄罗斯政坛最大的热点,就是梅普组合的王车易位。而且这是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早在4年前的约定,只是现在公之于众而已。回顾梅普组合的发展历程和执政特点,梅普组合的形成     

隐藏的逻辑:这一年的公权力

2011年的中国从两会出发,迅速展开两条路径。一条是努力体现政治文明,一条是解决民生。它们共同的目的地是召唤人心,为执政,为政府权力寻找道德上的感召力。在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并且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时代,在符合民众期待迈出了一大步后,人们期待再继续前行。     

解读朝鲜“先军经济”

一旦朝鲜高层决心在经济层面搞改革开放,而又能动员军队的利益驱动来配合,那样甚至可能无须像中国近30年的改革历程那样步步为营。就算最高领袖没有决心走这一步,当一些军队高层的利益受到挑战,也可能会主张经济改革来换个形式维持特权。     

从“经济政治”到“权利政治”

权利可以通过相应的制度,建立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独立的空间,使现在已经扭结为一个畸形的高风险系统的三者相对剥离开来,各自恢复自己的理性。     

“香港—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研讨会在穗举行

由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主办，香港大学、香港北大之友及北京大学博诚基金协办的“香港一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研讨会于2009年4月26日在中山大学召开。广东省副省长宋海，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闵维方，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香港大学副校长谭广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广州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苏志佳     

社会改革不可能替代政治改革——专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

社会改革必然触及权贵利益,而利益问题必将引发各方博弈,最终还是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将艰巨任务留给下一代。若每一代领导人都能将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一小步,将是中国的一大步。     

“中国模式”勿蹈洋务旧辙

<正>日前到威海,曾去参观北洋海军故址。漂亮的解说员流畅地背着台词,末尾又高声感慨今非昔比,让人不禁庆幸生活在一个成功的改革时代,而晚清洋务运动的愚钝则令人扼腕叹息。洋务运动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开始学习欧美,引进先进的产业,30年过去,气象全新,晚清一改积弱衰败的态势,跻身强国之列,海军成为当时的世界第     

"不折腾"需要坚持什么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华民族以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谱写了快速发展的壮丽史诗，这个古老大国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近几年来，关于“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的话题备受国内外舆论和学术界的关注。当前，在华尔街发生金融海啸、全世界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路线之变──郑永年教授专访

郑永年,浙江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在本刊专访中,郑永年教授着重阐述了2007年改革模式的变化。在他看来,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改革"话语"。这一改革话语的变化正在慢慢成型,目前已经包括人本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社会民主、社会赋权、选择集权、社会改革、服务型政府等诸多丰富的内容。     

凝聚改革新共识——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对于改革是有共识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遇到过很大阻力,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共识。我认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会不断深化。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也不需要几代人,一两代就会有起色。     

欧美“红色书店”60年

没有价值观的传播是万万不行的,不仅文化生意做不强,也很难发挥文化传播的增值效果。不改变这点,21世纪的中国不仅不能改变世界,恐怕还无法企及红色中国时代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水平。     

变动的视角与不变的原则——美国“中国学家”的中国民主化研究评析

1978年以来,美国"中国学家"有关中国民主化的研究视角经历了三次转换:第一次从冷战—意识形态维度转向现代化维度;第二次从现代化维度转向政治体制维度;第三次从政治体制维度转向治理维度。尽管如此,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即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贯坚持,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温和式观察策略与对立式批判策略。如若不能立足中国经验,摆脱自由民主原则束缚,美国的中国学家很难摒除他们对中国民主问题的认识偏差,更加难以合理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东慢西快”:GDP增速新格局

中西部地区正超过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主力,但同时,过往东部地区片面追求GDP的做法也正在中西部地区得到复制并强化,唯GDP主义的区域转换强化格局,或将是中国经济转型路上的绊脚石。     

民主“中国结”

一个人可以对某起事件或某种理念感觉亲近或疏远,但无论亲近还是疏远本身都不足以提供力量使人为之上下奔走、且鼓且呼。力量来自对事物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