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信任的结构

政治信任不同于合法性,合法性是对统治正当性的提问,政治信任包括政治体系的信任和政府信任,也包括公民之间的信任。信任对象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政治信任是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局部的政治不信任并不会危及政治合法性。信任是基于对过去可靠性的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信任的这种认知特点决定了政治不信任是政治的前提和常态,政治信任要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建构信任。     

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探源

本文以新闻发布制度为基础,并结合行政行为组织学、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变化做一个基本的梳理,以建国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之后三个阶段作为考察的重点,揭示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和价值取向及施政理念。     

浅析组织内的信任

面对21世纪的激烈竞争,在企业和各类组织中,信任的作用日益突现出来。本文指出组织内信任能使员工有良好的个体态度,积极的工作行为和更高的工作绩效;良好的组织信任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组织效能、提高企业凝聚力、增强组织竞争力,同时是形成组织内和谐关系的基础。     

修复权力政治性信任之财产公示制度

财产公示制度作为公认的有效反腐利器,是修复权力政治信任的有力途径,在我国的施行刻不容缓。公职人员与权力密切联系,其财产信息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不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公职人员应当公示所有类型的家庭财产,包括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礼品等,公示级别不宜限制于高级官员。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最好形式为网络公示,方便民众的日常查阅和监督。     

美国网上调解的信任类型与制度构建

网上调解与现实调解相较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利用现代非言辞交流方式,减少或无需聚集当事人进行协商,从而节约纠纷解决的时间、空间与费用。但最大优势亦带来最大质疑:在当事人与调解人素未谋面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何理由相信调解人有能力主持并解决纠纷?而电子邮件、聊天室等网上调解媒介负面质疑频传的情况更使当事人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疑虑。因此,消弭调解参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就成为网上调解的生命力所在。本文通过对美国网上调解所受的质疑问题着手,对美国网上调解的信任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归纳美国促进网上调解信任构建的制度,希冀对我国网上调解的发展有积极借鉴作用。     

解决社会信任困难要靠制度

“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     

浅谈政策有效执行的信任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得以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而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政策目标群体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社会公众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政府官员是否信任以及信任的程度,因此,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者的信任及其程度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基础。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科研经费制度的法理反思:规范基础与信任关系

探索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需要回到科研经费制度中进行法理反思,挖掘科研信任关系的本质,进而以此作为科研管理机制建构的理论基础和指引。科研经费制度的规范基础包括正当性理由、实质性理由、必要性理由和否定性理由,与科研工作的创造性活动本质共同规定了科研契约关系的特性。信任是科研契约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信任结构与熟悉、安心结构的辨析中,专家系统与法律约束有着重要意义。科研管理机制的建构,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完成科研信任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浅谈构建我国社会信任的法律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信任危机源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背景因素,既有信任自身形成机制的客观原因,也有我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和制度原因。法治是重建我国社会信任的必然路径。当前的完善相关法制的重点方向为:提高国家机构公信力和社会诚信水平,保障新闻自由和信息有效沟通,建设公民社会。     

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法制的发展与建构

政府数据开放是行政主体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数据的行为,有助于保障公众权利,改进公共服务,推动发展与创新。未来应加快统一政府数据开放立法进程。应进一步拓宽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健全完善政府数据开放的程序机制,界定政府数据开放的标准。应建构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确保数据的定期更新,建构简化、用户友好型的政府数据开放系统,提高数据治理水平。     

推进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

我国政府信用体系建设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为此,要继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不断规范政府行为;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树立廉洁从政信用形象;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完善奖惩制度;加快政府信用方面的立法工作,规范政府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整合信用资源,进一步健全完善政府信用建设的载体,以充分发挥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引导和表率作用。     

我国政府文化创新的路径分析

政府文化有别于行政文化,政府文化创新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可从改变政府理念、建设现代行政法律制度、打造公务员队伍、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提高政府信息化水平等方面探求我国政府文化创新的路径。     

关于我国政府应急系统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公共安全事故多发的时期,城市公共安全已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总结了我国政府应急系统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以我国政府应急系统的边界条件为视角,完善公共安全应急体系,通过构建基于隐患监管的区级政府应急系统、建设更新及时的信息库及运行机制、隐患事件闭环处置等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城市公共安全事件预防和应急科技水平,提高城市防范和抗御公共安全事件风险的能力。     

政府发言人制度建构

政府发言人制度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产物。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途径和规范化程序之一。本文将着重论述建立政府发言人制度的必要性,介绍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发展现状和其发展误区,提出建构政府发言人制度的建议。     

2014—2015年的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各级政府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行政法理论界紧密联系实际,对关系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取得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为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权力与责任清单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突破。     

我国建构政府律师制度的思路与途径探究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司法部开始倡导①、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尝试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至今,我国政府律师制度可以说已粗具雏型、初见成效。来自中国司法部权威数据表明,截至2005年,全国已有23个省份在633个政府机关开展了公职律师试点,共有持证上岗的公职律师1817人②。其中,厦门、广州、周村、扬州等地开展的公职律师试点各具特色、影响较大,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为我国推进和完善政府律师制度提供了探索经验和实证样本。无疑地,建立政府律师制度,对于改变我国律师种类和结构相对单一的状况,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践依法…     

我国遗嘱继承制度背景下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关于遗嘱继承和遗嘱信托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本文通过比较附义务的遗嘱(遗赠)和遗嘱信托的关系、遗嘱信托和遗嘱执行人制度的关系,论证遗嘱信托制度独特的制度功能;通过探讨遗嘱信托的形式、成立要件和生效的时间、特留份制度对遗嘱信托的限制、遗嘱信托中受托人的确定、遗嘱代用生前信托之特点等核心问题,梳理完善了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关键点和理论构成.     

论我国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法治"研究范式不再关注正义、民主等相关指标,而转向了重视法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用指标评估而非概念把握法治已然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论文选取了在世界范围内三个比较有影响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即世界银行基于"治理事务"中的法治报告、"营商环境"中的合同执行力指标以及欧洲委员会针对司法效率提出的欧洲理事会框架进行分析,发现三个评估体系都是从"薄"的法治概念出发,而且评估数据来自需求方还是供应方会影响评估客观性,而针对法治这样的复杂现象,任何评估都是基于"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来建构。论文反思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提出三点改进我国法治政府指标体系的建议:增加薄的法治概念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推动内部法治评估稳步向外扩展;增强考核和改善的联动机制设计,提升指标体系的整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