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制度创新

侦查制度创新是侦查实践发展的必由之路；侦查制度创新是刑事诉讼法制改革的要求；侦查制度创新必须破除认识障碍、利益障碍、成本障碍和习惯势力障碍；侦查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时俱进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和遵循法制的原则。     

论我国侦查理念及其法治化

侦查理念法治化是侦查法治化的先导,引导着制度构建和侦查实践。侦查理念由侦查属性观、侦查目的观、侦查构造观等内容构成。侦查理念的法治化包括:侦查属性观由专政活动说、认识活动说走向执法活动说;侦查目的观由打击敌人说、查明真相说走向公平正义说;侦查构造观由敌我斗争模式、实事求是模式走向正当程序模式。     

论"法外侦查"制度

我国法定侦查制度与法外侦查制度并行,侦查法治主义的大趋势与法外侦查合理主义的潜流共存。"法外侦查"制度,即侦查法律之外,有侦查政策与制度,有侦查主体、侦查程序、侦查手段、侦查目的,法外侦查侵权不负法律责任。"法外侦查"制度存在"相对合理性",但是,它毕竟与侦查法治主义及其发展趋势格格不入,弊害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必须革除。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域外启示

修改后刑诉法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为我国技术侦查制度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然而,法条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规定,造成技术侦查活动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亟待明确之处。为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制度,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权的使用,本文拟以运行成熟的域外技术侦查制度作为比较研究对象,重点考察其"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齐全的实体性要件、正当的程序性要件、规范的证据使用"等内容,并以此为鉴,提高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实用性。     

应对电子商务犯罪之精益侦查

电子商务犯罪是当前一种相对新颖的犯罪类型,我国尚无非常高效的侦查应对制度.借鉴经济学领域的“精益生产”理念,以宏观的视角架构了一种全新模式的侦查制度——精益侦查以应对之.针对电子商务犯罪的非对称态势、当前侦查制度的局限提出了大胆而可行的创新对策,包括侦查机制体制、技术手段、案件管辖、证据收集制度和人员归案制度.     

浅析诱惑侦查的合法性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诱惑侦查均充满争议,并在争议中得到充分发展。在考量国内外立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尽快构建完善的诱惑侦查制度。     

揭开侦查讯问功能的面纱——基于实证角度的分析

一般认为,侦查讯问在侦查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实践中,侦查讯问之于侦查活动的影响及其程度究竟如何,需要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侦查讯问对整体侦查活动的进程、具体侦查措施的运用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影响既可能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也可能是限制性的、消极的和负面的影响,侦查讯问的正向影响因侦查机关、侦查对象和区位条件等的不同又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鉴于此,对于侦查讯问应秉持一种客观态度,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应采取差别化原则,并在实践中转变侦查讯问的策略。     

论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以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比较为视角

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 ,几乎无时不面临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 ,也存在着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危险。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完全、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 ,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 ,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我国的侦查模式在打击和惩罚犯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因而需要借鉴两大法系侦查模式良性运作经验 ,对我国侦查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使其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人权保障的需要     

浅议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人权保障程序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确立保障人权程序是社会整体认知和司法实践观念深度交流的结果,具有实现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确保实质正义的外在功能。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在适应调整的基础上,积极主动提升司法理念、转变侦查模式、构建工作制度,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维度下的全面发展。     

处理侦查中疑难个案的指导理论与制度设计

案件侦查有时会难以为继,实践中往往采用“疑罪从挂”,目前的批评没有考虑到无明确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的处理,存在“一刀切”的现象。侦查条件论为立法和实践上解决疑难个案侦查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侦查法治化背景下,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处理疑难个案的侦查中止和侦查终止制度的适用领域、原则、条件及其法律后果。     

隐私权的经济分析

隐私本质上是私人信息,隐私权是个人控制其私人信息的权利。无论隐私是否涉及到个人名誉,从对隐私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在权利的初始配置的意义上,都应当将控制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信息生产者而形成隐私权。隐私权不能仅仅囿于人格权的范畴,而应该向其财产权性质方面着力发挥。将私人信息的权利配置给个人,个人就能够控制其私人信息从而形成对其私人信息的财产权,进而实现对隐私权更为切实的保护之目的。     

美国加密数据的强制性披露

随着加密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为了达到反取证目的,通常会给自己的电子设备加密。在美国,执法机构要搜查加密设备,将面临来自宪法第四修正案和技术限制两方面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通常执法机构会通过传票强制被告披露密码或提交解密数据,但这又引出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特权问题。要同时解决宪法第四与第五修正案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将传唤解密数据与限制数据提交范围相结合。然而,一旦被告拒绝传唤,拒不提交解密数据,就有可能导致控诉失败。因此,有必要实施额外的法律机制,以弥补这一法律缺陷。     

论劳动者的罢工权

在法律上承认和规范劳动者的罢工权,防止非法罢工,不仅有利于劳动者劳动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罢工权不是孤立的,劳动法领域中的罢工权,是劳动者的一项劳动权利,是劳动者集体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组织工会的权利（团结权）、集体谈判的权利密不可分。劳动者享有法律所保护的合法罢工权。罢工基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局限于劳动关系领域,并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在法律上确立劳动者享有合法的罢工权后,如何保护依法罢工的劳动者的利益是法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关系到劳动者罢工权是否能真正享有的保障。为了维护劳动者的权益,法律应当赋予劳动者罢工权,但当罢工影响到社会公共秩序的时候,罢工权就应该受到限制。     

专家的局限性及其控制——政府决策咨询视角

政府公共事务决策要广泛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这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专家也存在着局限性,对此各级政府决策机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通过对专家局限性问题分析,探索关于如何克服专家局限性的有效对策,以便为政府公共事务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政府理念的十大转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要更好地保护和实现公民权利,必须做到理念上的十大转变:由管理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由随意政府向诚信政府转变;由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由刚性政府向弹性政府转变;由拖沓政府向效能政府转变;由利益政府向中立政府转变;由守旧政府向创新政府转变。     

审判公开的限度——以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为例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这是审判公开原则的例外.其基本含义是审判过程不公开,其衍生规则包括:诉讼材料不公开、判决不公开、对其媒体报道要进行限制.但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也是有限度的,必须在与正当程序、被告人利益、新闻自由等利益平衡后确定是否公开审判,以确保未成年人利益与公众知情权的合理平衡.     

对我国先予执行制度立法定位的思考

先予执行的功能是对民事诉讼起保障作用,其保障具体包含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和"有效"保护两方面的内容。但现行先予执行的立法仅体现了对当事人的"及时"保护,缺失对当事人"有效"保护的规定。先予执行立法定位的偏颇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不仅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也使先予执行制度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很少得到施行,欲解决先予执行的现存问题,仅进行制度性的修补无济于事,必须基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对先予执行制度进行重新立法定位,将先予执行界定为是使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早日实现、是对未生效的判决赋予执行力。     

风险与法律:食品安全责任的分配如何可能

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日益增多。如何防范风险,确保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健康,构成世界各国政府与公众关注的焦点;随之,法律结构也有了改变。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借助"肇事者原则"来确定过失与肇事者,并据此分配责任以补偿受害者,在举证上也就变得日益艰难。然而,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并添加"预防原则"以重新分配食品安全责任,达到分散风险目的。为此,除了要构建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伦理外,还需实现从单纯惩罚机制向责任保险模式的转变。     

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扶贫立法中免于贫困权利的保障

免于贫困权利的保障不足是贫困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主要原因。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是新疆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应集中力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目前,新疆为打赢“南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制定并颁布了在保障免于贫困权利方面具有一定理论合理性和实际进步性的地方性扶贫法规,有效保障了相关权利。但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免于贫困的权利,仍需积极探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扶贫立法,及时推动保障免于贫困权利的综合性扶贫立法及制定免于贫困权利保障的操作性程序。     

追捕条件的反思与重构

现行法律对逮捕条件的设置过于抽象,难以把握,易导致逮捕的随意性。建议对逮捕条件进行全面修改,作分列式规定。首先,将证据条件修改为"基本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其次,根据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每个犯罪的法定刑,将犯罪划分为重罪、次重罪和轻罪,并相应规定应当逮捕、可以逮捕、不予逮捕三种情形。第三,相应地明确规定逮捕后的羁押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