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真诚做教育

一201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题为《今天,怎样讲好真话》的文章,内容耐人寻味。"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心里话,讲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看法,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讲自己认为不得不讲的话。""真话不等于真理,但‘讲真话’却是真理。""列宁讲‘说真话是我们的力     

寻梦之巴蜀行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一张脸。成都这个城市．骨子里透着乐观，它的脸上只有喜怒两种表情。在这里几乎听不到普通话，大街小巷里全是浓浓的川音，即使你与他们讲一口标准普通话，他们也只是对你憨笑着继续说着“干啥子么”或是“要得”。这不是傲气，而是成都人实在太耿直也太快乐了。这个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忙和奢华．是怡然自得的。     

让“老骨头”更年轻

与老友们在一起玩的多年里，我常耳闻目睹如此现象不时有老人说自己常腰颈椎疼痛呀，牙齿松动脱落呀，关节疼痛行动困难呀，或是说某老人不小心跌倒就骨折呀，或是看到一些老人在慢慢变矮变驼甚至产生骨刺呀等等，这表明老年朋友们的骨骼在明显衰老了。     

委员们的另一个家

这是我早就想说的一些话。我是一个不大好意思对人讲好话的人,总担心那样一来,会有阿谀之嫌。可我觉得如果我再不说出我的想法,我就欠了自己的债——因自己的计较而失去反映客观的踏实态度。我也不能说是一个尽责的委员,常常不能完整地参加每年一次的参政会议,以及政协组织的一些活动。因为太忙,或是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人,参加或是不参加并不能发挥什么实际的作用。但却常常想到北京政协,并且在想到北京政协时,心里会涌起一阵暖意。因为工作的性质,接触的人也多,见过的“世面”也多,更没有少见识过“衙门脸”和见识过“衙门作风”。渐渐地就养成了冷眼看世界的习惯。又因为一年年地老了,和岁数一起积累起来的阅历,似乎在心上加了一层盔甲,已经不能容易感动,     

常问自己向祖国贡献了什么

龚自珍早就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在一次演讲中动情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奉献,惟有辛劳、泪水和血汗。＂讲道德、讲奉献乃是人生的真正意义。假如自己一生对社会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其本身就是对生活的享受,对自己生命的肯定。     

多讲“自己的话”

一位县委书记在全县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发言时,没有按会议材料照本宣科。他说：“县计生局给我拟的讲话稿你们都看了,我就用自己的话讲一讲具体意见。”接着,他以下基层调研时了解到的一些具体事例讲计划生育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要求。几十分钟的讲话结束后,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与会者发自内心的掌声,无疑是对领导者深入实际、了解民情,讲“自己的话”的由衷赞扬。开会发言不是不能用讲稿,在重要     

由巴金的遗憾说代表行使审议权

巴金先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师。如今,大师已离我们而去。但“人已去,灯还亮着”,大师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尤其是他晚年疾呼“说真话”的黄钟大吕之声更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没有“说真话”,曾经是大师在那个人所共知的痛苦年月的深切遗憾。度尽劫波,呼吁并身体力行“说真话”成了大师有生之年的宏愿。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这些…     

她是选民的贴心人——记襄阳市人大代表姚小梅

在谷城县城关镇邱家楼村,一提起襄阳市人大代表、谷城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村支部书记姚小梅,村民们总是流露出敬佩和感激,老人们称小梅为人正直讲公道,年青人说姚书记致富群众有良方,贫困户说她是大家的贴心人,可姚小梅总说自己这个代表当得还不称职。     

今日故事

仿佛就在昨天,我听一个盲人音乐家讲故事,他自己的故事。听一个人这么幽默诙谐、跌宕有致、像说隋唐演义一样讲自己的故事,在我还是头一次,很好奇:一个人怎么会如此冷眼看自己?故事讲完了,他忽然加重语气,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是这样活着的!”掷地有声。从这句     

谈女人

西方人称阴险刻薄的女人为”猫”。新近看到一本专门骂女人的英文小册子叫《猫》,内容并非是完全未经人道的, 但是与女人有关的隽语散见各处,搜集起来颇不容易,不像这里集其大成。摘译一部分,读者看过之后总有几句话说, 有的嗔,有的笑,有的觉得痛快,也有自命为公允的男子作”平心之论”,或是说”过激了一点”,或是说”对是对的,只适用于少数的女人,不过无论如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总之,我从来没见过在这题目上无话可说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外此例。我们先看了原文再讨论吧。     

与选民面对面

“各位父老乡亲．从选民登记开始。我就已经成为这里的一员了。大家不要把我看作领导．就把我当作是你们的左邻右舍，上坎下邻。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存在什么困难．能今天当面说的就当面讲，不能当面讲或是还没有想好的，我们再慢慢的来。今天来这里就是让大家更进一步认识我。”这是郎岱镇上寨、归宗选区．特区下选代表正式候选人周应寿在上寨村小学与广大选民首次见面。     

学会联系群众

联系群众谁不会啊!这话是谁说的,其实不是别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许我们从没有这样讲过,但从听大会报告和小会发言时的表情或眼神可以看出,对这个老生常谈话题的兴奋点和关注点都在降低,觉得讲了等于没有讲,听不出新意,也难翻出新意。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一是太熟悉的缘故。     

也说“工作标准还不高”

总结中,在谈到问题和不足时,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工作标准还不高”．讲自己时用,讲别人时也说。当我们听惯了这个词．似乎没有什么：可静下来反思,却有一种“习以为常不正常、见怪不怪真奇怪”的感觉。     

说“宽容精神”

打一篇研究东方思想史的文章上看到,说中国人比较缺乏宽容精神。对此论默想数日,颇不以为然,讲咱们老祖宗没宽容精神,恐怕大谬也,一句“难得糊涂”,把多少该宽容不该宽容的东西都装进糊涂筐子里来了,还说不宽容?说中国人不够宽容,大概相对又有一意:就是西方人比较讲宽容。此说如果不能再称之为大谬,起码亦可说过于极端。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堪称“认死理”的典范,对于自己所确认的真理的坚守,哪一个不是到了执拗的地步,苏格拉底面对是饮下毒药还是放弃自己的真理的选择,笑而不言,十分坦然去端起的是毒药的杯子……后来…     

1.8亿中国人有驾照

讲《史记》的王立群教授也很会讲故事。他讲的很多故事与人生有关,并由此总结出人生“四行”：“第一,你自己要行;第二,有人说你行;第三,说你行的人要行;第四,身体要行!”人生有这“四行”便会一路幸福。     

大学应该怎么“读”?

陈平原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关注近代以来的中国大学史和教育史,有《老北大的故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等多本相关著述出版。这些论著或纵论"大学何为"的学术文章,或是探寻大学传统薪火传承的历史追忆,而这本《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则与之前的著述有所不同,用陈平原自己的话说,他"很早就有一个企图,为大学生写本书,谈谈如何‘读书’;或者为研究生写本书,谈谈怎样‘做学问’"。如今,这本既谈"读书",又讲如     

借慈善之力推进救灾工作

慈善是人类心灵的阳光.中国人从来都不缺乏慈善之心,这里有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孔子讲仁,老子说义,我们是一个讲了几千年仁义的民族.慈善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负载贫穷的一只鸿雁

母亲杨沫去世后,日子变得寂寞起来。此后,把看着她留下来的遗文、遗信,阅读着那些她对世事的洞察,儿女的关爱、友朋的亲情的文字,就有了一份特别沉静的体味。母亲平生写给我的信大约有三百余封,近20万字。还是在她生前的90年代初,某一日我告诉母亲,她写给我的数百封信大都保留着。听了这句话,母亲欢喜地眨了几下眼皮,对我说:“这辈子我光是看别人的信,我自己给人写了些什么,全记不得了,你把信拿给我看看!”于是,我把母亲那些写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使用不同纸张、不同笔墨,或是教诲、或是责备、或是     

科学意识形态视阈里的“四个全面”

人总是既生活在当下也憧憬着未来,所以人类生活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导引。但凡意识形态都有批判和辩护二大功能,或是评判当下,或是向往未来,且往往藉评判当下之优劣以导引未来。应该讲意识形态在任何和平建设年代其辩护功能都应贵于批判功能。而共产党在执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更应偏重于维护和治理,以更好地服务自己的宗旨。作者从"治理视野考量的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的内在要件、切合内在要求的‘四个全面’及‘四个全面’理论的价值意蕴"四个层次,层层深入地论述了"四个全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季羡林先生语录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时光流逝，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