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提高我国公共行政效率

提高我国公共行政效率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树立公共行政为公众服务的理念；按照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合理定位和重塑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公共行政效率的新旧范式比较及启示——兼论中国公共行政效率改革

公共行政效率的新旧范式虽然都属于效率导向的公共行政模式,但两者在理论基础、核心理念、价值取向和效率实现手段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为提高中国公共行政效率,我们需要积极吸收公共行政效率的新旧范式的合理营养,针对中国公共行政效率低下的特殊成因,做好观念转变、机构改革、加强行政监督和信息建设等工作。     

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

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     

效率与公平分野下的公共行政理论变迁

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公共行政把自身看作一门技术、一种科学、一种无异于私营部门管理的管理;公平导向下的公共行政则更为关注公平价值,并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参与性、民主性视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础。正是这两种取向的矛盾与博弈,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效率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公平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公平与效率价值的整合统一,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略论当代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及其借鉴意义

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行政改革.它不仅对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综观各国公共行政改革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对于我们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从效率到民圭——公共行政价值的演进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信仰和依托。整个公共行政学的演变都是在一定的公共行政价值的指引下,不断的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所选择的公共行政价值是不同的。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梳理出公共行政学中从效率到民主的演进过程。     

效率与和谐:公共行政职能演变的价值逻辑

通过对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考察,可以发现,源自于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模式既带来了工具理性的技术效率,也导致了极大的价值理性的人文丧失。实际上,公共行政的价值逻辑应该是后现代性所追求的在现代性公共行政价值观变革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多元共治。     

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及其走向评析

纵观百年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雏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在保持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应引入哲学的形而上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方法,以提高公共行政方法研究的层面与视角;引入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克服单一的理性思维与正向思维的研究方式与方法;引入伦理的研究方法,在尊重科学性的基础上,打破行政的以个体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结构,调整好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良性的社会导向机制。     

对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趋向的分析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变迁及启示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公平主导”,再到“3E”和质量取向,现正走向效率、公平与责任并重的阶段,体现了从重视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融合的趋势。处于“双重变迁”阶段的中国,公共行政价值面临着多种形态并存、多重选择困境以及碎片化等特征。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确立,应在分析适用条件和范围的基础上,对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进行选择性借鉴。     

中国公共行政学:回顾与展望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这篇文章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自此文发表后,无论怎么称呼,用什么名称,例如行政管理或者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都在中国迅速地恢复和建立起来。为纪念夏老这篇文章发表三十周年,本文根据自己的体会和观察,对中国公共行政学过去三十年的成绩进行总结,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本土化: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路径取向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公共行政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累积了许多的文献。然而,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公共行政学仍难以消除学科移植的痕迹。因此,本土化研究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开展本土化研究,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要从提高研究者的素质;深入实践,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具有国际视野;建立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等方面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进程。     

回归公共行政的本质——论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

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体现了人们对更高政府绩效的不懈追求。但管理主义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新公共管理延续了公共行政中管理主义的主导取向并不能有效解决原有的问题。推动改革继续前进需要回归公共行政的民主宪政本质。     

论公共行政主体的德性

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公共行政主体的德性是指其在身体力行的行政实践中能够获得的“内在利益”的品质或品性。在公共行政主体的德性修养过程中处于观念层面的认识自觉和情感自愿,需要上升到德行实践,这才真正体现了公共行政德性的真谛。     

论新公共行政学——与传统公共行政比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剧减，由此而来开始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质疑，认为其有局限性，并时其提出了挑战。从而发动了新公共行政运动，并形成了新公共行政学派。本文试图将新公共行政与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比较，讨论其理论创新之处，与此同时，也指出其自身的不足之处。     

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行政研究取向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通过积极行动去加以解决的问题。其中,公共行政研究担负着这样的使命。对于所有国家的公共行政者而言,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都面临着维护近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科学话语还是开拓创新的选择。我们认为,正确的选择应当是超越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致力于解决全球化、后工业化呈现出来的全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研究中,则纠结于学习、本土化和创新这三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起步较晚,学习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学习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有着开放的学习态度。但仅仅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致力于本土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以便提出解决本土问题的正确方案。但是,对于本土化的问题,不能作出简单化的理解,而是需要在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中去实现本土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所包含的核心内涵是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者对世界的贡献。     

公共行政价值体系的一次突破——评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观的影响

公共行政价值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传统公共行政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财富的日趋集中而愈来愈暴露出其弱点。新公共行政学所提倡的社会公平价值观引入伦理学内容,在经济、效率、公平三者间找到平衡点,弥补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价值体系的缺陷,为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提供了概念基础。     

现代公共行政基本功能:亟待研究的哲学范畴

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和发展以来,行政功能的研析一直与职能混淆而使其被严重忽视。本文展开了相应的追踪探源与梳理,揭示了两概念混淆的学术根源;在行政哲学层面,诠释了结构与功能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固定搭配的意义,据此探析了行政功能与职能的几点重要区别,从理论上解答了亦论不亦的问题;进而阐释了现代行政的三大功能及其关系,揭示出其在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理论建设中具有的现实紧迫意义。     

新公共行政学述评

新公共行政是公共行政学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它并未最终生根立足,未能最终立足而取代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新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壮大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完善。     

西方行政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启示

行政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分别阐述了生态学和行政生态学的含义,继而对西方行政生态学理论的提出、形成和主要内容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总结,最后探讨了西方行政生态学理论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启示,以达到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