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陇东地区地处内地,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业在地区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农村土地流转因涉及到农民的根本利益,是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基本问题,影响着该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目前陇东地区土地流转中对农民权利保护存在困境,导致农民权利保护不利的原因有立法、执法、司法和农民维权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应从立法、执法和纠纷解决层面完善陇东地区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保障机制.     

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的价值目标

长期以来,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制度等客观因素导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正当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依归的"弱有所扶"、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等时代要求,为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制度安排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与价值基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权利倾斜性保护,必须坚持农民主体的权利地位、改变农民主体的弱势地位、维护农民主体的职业地位等基本价值定位;必须切实实现保护农民政治民主权利、土地经营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的价值承诺。惟此,才能逐步实现城乡居民权利的均等化,从而真正达到对农民权利进行倾斜性保护的目的。     

契约伦理与当代中国权利立法

在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体现人的主体性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法定权利,而法定权利的正当性取决于其与道德权利的紧密联系程度.弘扬契约精神、坚持程序中心、注重自由本位、信奉合理利己、强调权利重心是构建当代中国权利立法的法制观念、立法形式、法律模式、价值位阶、动力权衡和资源配置等良性机制的最佳选择.只有与时俱进的不断更新和改善,才能使法律权利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     

论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逻辑——以我国新型城镇化为视野

新型城镇化为农民权利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社会语境,也为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证成提出了崭新的要求。在新型城镇化的视野下,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根基不仅隐藏于道德道义论与效果论的融合之中,而且体现在社会现代化发展以及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之中。农民权利发展离不开以平等、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价值构造,而推进农民权利制度的优化与权利机制的更新,培育与塑造现代法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真正促进农民的"人的尊严"的实现,则是新型城镇化视野下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目标之所在。     

农民权利特殊保护：理论依据及实践形态

农民权利理论是农民权利保护实践的基础,平等权的实现是农民权利保护的目标。农民平等权的享有、实现和保护现状为农民权利的特殊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实践中,农民权利的特殊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方面向农民倾斜,在农民权利的救济方面适当多投入立法和司法资源。从实践形态来看,包括政策倾斜和制定专门法律以及以保障人权为原则制约、监督公权力的行使三个方面。     

中国农民权利的制度重构及其实现途径

我国农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和缺失,为此需要对农民权利进行制度重构并设计更加具体的保护措施。构建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要求转变制度理念,在确立平等权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转变,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转换,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迈进。基于以上理念,应将农民权利区分为生存型、保障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进行分类保护。与此相适应,通过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废除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公私协力保护的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功能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并最终保障农民各项权利的实现。     

当代中国农民权利保护的特殊性及其内容建构

我国农民权利保护研究表明,农民权利保护应当重新树立权利理念、建构权利保护内容。农民权利保护产生的特殊历史原因和现实状况,使当代中国的农民权利保护在权利主体、现实条件和权利保护目标等方面具有与其他群体权利保护不同的特殊性,从而决定了农民权利保护内容的复杂性。农民权利保护的内容应当分为三个层次：人权层面上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的权利,农民作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以及在特殊条件下急需特殊保护的权利。     

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中国宪法权利性质之实证分析

当前美国学者对于"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讨论充满分歧。借鉴德国的基本权利类型化理论,"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是关于"本权请求权"而非"权利保护请求权"的一种"类型化方法"。"消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尊重与容忍的权利","积极权利"是指"要求权利相对人予以给付或作为的权利"。从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与财政支出等情况来看,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注重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立法保护,但是政府的"积极义务"可能意味着某项"职权",并非当然对应着某项"积极权利"。     

留守儿童权利状况考察报告——以湖北农村地区为例

留守儿童问题的实质是权利问题,也是法律问题。以湖北省农村地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考察所得数据表明,留守儿童普遍面临生存权、受教育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参与权等诸多权利全面缺失的不利状况。为确保留守儿童群体法定权利的实现,在充分借鉴既有保护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把法律保护作为实现儿童权利的根本途径;加强立法,明确留守儿童之相关权利;以政府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源,构建留守儿童权利保障体系。     

论税收授权立法的属性——以纳税人权利保护为视角

现代社会,税收授权立法被各国广泛采用,尤其我国的税收授权立法在税收立法中居于垄断地位,因而纳税人权利保护状况与税收授权立法关系极为密切。本文主要从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角度对税收授权立法的根本属性进行了探讨,提出税收授权立法只有具备从属性、限制性以及灵活性,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理念才能在立法中得以贯彻,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价值追求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浅议土地征收中的农民权利保护问题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镇化进程速度较快,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农地征收问题,如何确保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利依法得到保护,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的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报告指出:让农民得到更多土地增值收入。由此可见,国家对加强保护农民在征地中的权利予以高度重视。本文着重于对土地征收中农民权利保护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借鉴域外的相关立法,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从而完善土地征收中农民权利的保护制度。     

中国"失地难民现象"法理透视和制度救济

土地制度问题和权利的贫困及救济的不利,已经使得中国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中国失地难民.从法理的角度透视农民失去土地沦为难民的原因,必须从制度和权利的角度进行,尤其是农民权利的缺失和权利贫困(poverty of rights)是中国农民失地难民现象的原因.具体解决问题的基本假设是土地制度意识的突破和建立土地自由制度及允许自由交易,防止形成失地难民现象,提升和丰富农民基本权益.     

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评价与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中国略别于WIPO公众传播权的一项权利创设。中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尚未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设置,权利所涉各方的利益衡平,技术措施保护及权利限制等种种问题,均有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洞彻,并联系国内外司法与立法实践甄别酌明之必要。     

论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弱势群体的问题逐渐暴露并日益引起政府和人民的关注。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不仅是基本人权的要求,更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和平衡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只有对弱势群体提供足够的权利保护,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基于对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本文以弱势群体法律保护为选题,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以期对实现我国弱势群体权利全面的法律保护、促进我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有所裨益。     

权利社会与权力配置

本文在揭示权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权力社会的对比,得出当今社会是权利社会的结论.权利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一切活动既基于权利开展,又以权利为归宿.紧接着,试图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找到在权利社会中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切入点.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初衷是对权利的保护,而权力的不合理设置也会导致侵犯权利,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明确控制权力的指导思想下,要合理的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     

论弱势群体权利法律保护的理论逻辑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的总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该群体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弱势群体的权利给予法律保护是政府的义务.应然逻辑从制度、价值、伦理和效用等方面要求政府必须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实然逻辑要求政府建构以宪法为核心、立法为基础和司法为手段的弱势群体权利网络化的法律保护体系.     

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权利视角及其理论基础——以平等理论透视

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以“权利”为立足点的关怀和保护是人类特有的道德法则 ,也是实践中制度理性之重要表现。本文通过对于什么是“社会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权利视角和社会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理论的基础等三个问题的分析 ,认为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应该通过权利的方式进行保护 ,其基础就是实质平等理论。这种理论昭示着人权范围的扩大及国家义务的扩大 ,从而给予了社会弱势群体有效的保护。     

商标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及其解决

权利冲突在商标法领域也是屡见不鲜的令人难以解决的问题.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未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以及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构成了商标权之间的权利冲突.为了衡平商标权所有人、商标使用人、消费者以及社会公共的利益,实务界和理论界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况,提出了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和商标共存理论两种解决商标权之间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本文以商标权之间的权利冲突为切入点,研究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具体方式,以促进商标权之间权利冲突现象的系统化研究.     

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

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对个人信息侵权的保护采用了具体人格权中隐私权的路径,它无法对个人信息商业化利用伴随的财产利益进行全面的保护.在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是采用“以人格权为中心、包含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两部分内容的一元模式”,还是“以包含个人信息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为导向的人格权和财产权二元模式”,需要借助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此外,基于价值的多元,任何权利的运行都要有个界限,个人信息权亦如此.在遭遇言论与表达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国家安全和权利人的同意四种情况时,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力度要“克减”.当然,这四种“克减”场域仅仅是基于“类型化”的分析,具体的案件还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     

侵权法一般条款的保护范围

侵权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及其保护范围是侵权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从比较法上看,德国法之规定与法国法之规定各有其优劣,但德国法更具借鉴意义。我国侵权立法,应认真总结以往立法及司法的成功经验,坚持已有的成熟做法,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我国侵权责任法应通过一般条款列举具体的权利及利益保护范围,同时规定兜底条款,而不应从规定损害概念的角度界定侵权法的保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