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性质初探

对于侦查这一法律现象、价值权这种国家权力以及侦查程序这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的诉讼阶段，在认识上存在基础性的矛盾。有学者对我国目前主体侦查机关--公安机关--的性质作了较客观的描述：“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双重性质：就行政职能而言，主要是社会的治安管理，就司法职能而言，主要是刑事案件的侦查。”①与此相应，公安机关在职司刑事案件的侦查时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统称为“公安司法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负责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的人员被立法确认为“司法工作人员”（刑法第94条）。这种制度设计在无形中造就了这样一种认识：侦查权是和检察权②、审判权这两种司法权并立的一种国家权力，为国家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需，因此与司法权属性相类似，地位、形象也基本相同。对于侦查、侦查权以及侦查程序的本质属性，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由于这种认识上的漠视以及误解，现行立法体制中对侦查权缺乏必要的规制，一方面，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安机关的“配合”者和“制约”者，无从对侦查程序施以实质性的控制，“侦查监督”严重不力，范围过于狭窄；另一方面，行政立法工作中又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活动敬而远之，不加统摄。③这种制度建构上的缺陷导致了（最起码是放任了）侦查权这种行政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扩张，使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长期难以从浓重的“行政”色彩中摆脱出来，实现刑事诉讼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理论上，这种对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的定位存在的漠视和误解也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这一点尤其反映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刑事诉讼职能、刑事诉讼主体、刑事诉讼构造等问题上。本文将从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入手，对侦查权的行政性作一论说。     

侦查权探析

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进行的解释不够科学,强制措施应属侦查行为。预审是侦查活动中的最后证明过程,是侦查活动的组成部分,不能与侦查相提并论。法律规定的具体侦查行为还应包括询问被害人、电子监听、对质、辨认等活动。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导致权力配置违背刑事诉讼基本规律。人民法院的某些权力带有侦查性,与审判机关的诉讼地位不符。     

侦查权新论

目次一、侦查权概念梳理二、侦查权的属性三、侦查权与行政管理权的区别侦查权与生俱有的功能、特性和内在价值是各国配置侦查权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探究侦查权的合理配置首先需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准确把握侦查的特质,厘清侦查权与警察权、行政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相关问题研究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重要新增内容,应全面整理出其立法出台的背景,同时对于立法中的规定应当进一步分析并作出相应的解释,包括检察机关技侦权的适用对象、适用案件范围应当进一步明晰,对于决定权与执行权之间的衔接性规定应当细化,对于证据的使用应当坚持最后使用原则.     

论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在此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立法是侦查部分修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应否享有完整的技侦权。首先需要分析现有规范性依据及实践中自侦案件技侦手段的使用情况。占主流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种种理由,然而从技侦权配置的整体改革方向来看,基于技侦手段干预权利的程度及技侦手段规制的必然要求,技侦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应当分离,检察机关在技侦权配置体系中应当承担其监督职能,而不是执行职能。     

再论扩大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

在我国,司法变更权实际上是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人民法院的职权,是国家权力的具体配置。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过窄,扩大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有利于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对行政权的全面监督,是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权的制度构建

技术侦查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兴的查清犯罪事实的犯罪侦查方式,已经在各国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和推广.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行使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作为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该类侦查手段及由此而获得的技术证据,避免侵害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值得深思.     

侦查基本原则新探

本文从分析侦查的基本原则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决定侦查基本原则的两个关键因素——侦查目的和侦查价值,从侦查的程序法治性原则和技术性原则两个层面阐述了侦查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新探

司法变更权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认为,司法变更权包含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包含对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的审查。司法变更权的适用不应当过于狭窄,而应当扩大到行政合同案件、劳动教养案件、行政补偿案件以及一些行政机关重复处理的案件。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控制

提高职务犯罪侦查水平，适用法治文明与进步，是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要方面。在法治语境下，应当从法治社会的要求和职务犯罪侦查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出发，以控制论为指导探索主动控制侦查工作的主要途径，使职务犯罪侦查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     

论侦查的诉讼特性

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之间平等对抗、法官享有司法审查权等“诉讼”特性。两大法系国家虽因诉讼观念的不同而在侦查的诉讼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二互相融合相吸收的趋势却日益明显，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其侦查的诉讼化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实践，以有限的诉讼化为目标重建我国侦查制度。具体思路是；适当限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侦查权和针对侦查机关行为的较为全面的防御权，赋予法官以司法审查权。     

论行政诉讼的司法变更权

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为司法变更权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司法变更权从开始设定到实施,学界和实务部门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本文从司法变更权的理论基础出发,界定司法变更权的内涵,分析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现行法律的框架,完善司法变更权介入行政诉讼的广度和深度,力求确立一个完善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开放性思路。     

浅析监狱刑事侦查权的几个问题

监狱刑事侦查权是指监狱对特定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权力①。1983年监狱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前,由公安部门管理,法律没有对监狱刑事侦查权单独明确规定。1983年监狱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业务中,只有监狱行使刑事侦查权,相关法律对监狱刑事侦查权作出了明确规定②。根据近年来各地监狱办理刑事案件的实践,本文试就监狱刑事侦查权主要涉及的管辖、立案、侦查措施、办案协作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一浅析。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     

论司法变更权在我国的现状和发展

对于行政权日益膨胀的今天,司法变更权是对于行政权运行的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捍卫公民权的有效手段,文章从司法变更权的概念出发,对于其合理性做出了分析,之后对我国目前的运行状况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完善司法变更权的思路。     

关于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权的争议及思考

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开始关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权的归属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权应当取消。另一种观点则对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权持肯定态度。在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由检察机关来行使审查批捕权是恰当的,适合目前的刑事司法现状。     

论职务犯罪侦查权与公诉权的合理配置

检察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以便检察机关能够在更好的履行打击犯罪职能的同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机制的改革也是如此,其必须在加大反腐力     

监狱机关应否拥有侦查权之我见

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国家对各类犯罪活动的刑罚权，而未明确规定刑罚权中的侦查权、起诉权、执行权等权力具体由哪些国家机关来行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监狱机关是享有侦查权的主体。只有赋予监狱机关以侦查权，大力加强狱内侦查工作，及时把罪犯的又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之中，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改造环境，才能有效地保证监狱机关职能的实现。     

关于赋予检察机关特别侦查权的思考

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特点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有显著的不同,但我国现行法律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规定存在缺憾,因而难以适应打击职务犯罪的需要.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特别侦查权,包括广泛的机动侦查权和使用诱惑侦查、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     

试论加强对侦查权的检察控制

我国的侦查程序,几乎是由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单方面采取的刑事追诉活动。这样,弱小的犯罪嫌疑人难以和强大的侦查机关展开理性地对抗,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强对侦查权的检察控制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法理基础。人权保障理念、权力制衡学说以及我国的宪政格局、检察官的司法官性质、法律监督理论,决定了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侦查权的控制,以实现实体正义和正当程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