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与困境CSSCI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在人权、安全、经济与科技领域“四管齐下”打压中国。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有所调整,提出中美经济“再挂钩”、扩大和延续两国对话渠道等建议,更多的是为了有效配置国内资源、缓解高通胀和整合盟友关系。在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美国企图对中国形成全面围堵的态势、阻遏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实现在更长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以及军事科技的全面压制。这样的美国对华政策将会长期化。中美之间通过对话管控竞争,实现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需要拜登政府实质性地调整经济和安全领域多维一体的全面打压和遏制中国政策。中美战略竞争的尖锐与复杂,正在前所未有地要求和敦促中国强化应对挑战的定力、眼光和能力。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拜登政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

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及其团队提出了一项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作为他们的竞选口号及施政纲领。入主白宫后,拜登政府着手推进其"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议程,作为回应国内选民诉求、对冲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影响、重塑美国外交政策方向及与中国展开竞争的重要抓手。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还处于推进落实的早期阶段,但是这一政策暗含的对华"战略竞争"态势,以及拜登政府将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作为政策推进的舆论动员工具,将对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对华科技战略探析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回归大国竞争战略，将中国视作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以往的大国竞争格局，中美战略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科技、数字基建等“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正在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美国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占据全面优势，其对华科技战略采取了“内部自强”和“外部制衡”的双重选项。这一战略在充分发挥美国科技制度、资源和环境优势下，将政府、思想库、新闻媒体、私营企业、科研机构、盟友伙伴等各方力量协同起来，综合运用立法、行政、司法、社会动员、外交等手段。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国内外因素的掣肘。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将维护美国全球科技领先地位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等同起来，着力凸显科技的安全属性，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呈现出一种“泛安全化”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将给中国的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     

文在寅政府外交的"模糊性战略":动因、 内涵及影响因素

"模糊性战略"本是文在寅政府为处理中韩因"萨德事件"产生的矛盾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但随着中美从"合作"走向"竞争","模糊性战略"逐渐成为韩国处理同中美关系的外交战略.韩国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相关议题时,不追求在所有问题领域追随哪一个国家,而是根据不同问题具体做出应对,在每一个问题领域都体现出韩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文在寅政府的"模糊性战略"受制于中美韩三边关系互动和国内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斗争的双重影响.从自身利益出发,中国应尊重韩国的这一外交战略选择,加强中韩外交关系,推动中韩走向合作共赢.     

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CSSCI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传统对华关系中的"接触政策"的基本要素已被放弃,中美关系究竟是走向对抗还是能够依然稳定和协调发展,尚难逆料。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引发了中美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出现"范式变化"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中国心态和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认知和定义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未来,继续推进中美贸易谈判、解决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性条件。应对和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仍需"以我为主"。     

拜登政府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行动逻辑及前景研判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萧规曹随”,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愿景与目标,对华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断加剧,其战略意图仍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霸权。拜登政府重拾对华意识形态攻击的政治战理念,奉行联盟战略、善用涉华热点敏感议题炒作的攻击战术,精心打造了以民主价值观统领对华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格局,对中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拜登政府发起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有着自身的优劣势,未来走势充满不确定因素,对此,我们既不能低估其能力与已经取得的效果,又要密切关注其客观困难与主观意愿的上下波动,采取措施有效应对。     

“拉森”号事件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拉森"号事件是美国对华南海举措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局面的形成,此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该事件起因于美国反对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经过5个多月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才最终付诸实施。该事件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强硬南海政策的内部整合,威胁并逐步动摇了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基础。该事件之后,美国在支持第三方同中国在南海对抗上更倾向于采取武力威慑举措;而对华武力威慑举措往往难以奏效,美国国内强硬派便寻求重新设定中美关系以扭转局面;由于中美南海正面博弈和美国大选时间上耦合,美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需要重新设定的呼声增强。这些趋势已经为中美关系发展进程大体证实。     

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基轴与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美国对华人文交流的看法及政策变化探析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增信释疑的润滑剂"。然而,2017年以来,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质疑中美人文交流、抹黑中国在美人文交流活动的强劲逆流。这股逆流由部分美国智库推动,得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在智库、国会及行政当局三方的合作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立法及执法举措,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中国在美创办与设立的媒体及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等人文交流项目与活动进行严格审查、监控与限制,给中美人文交流蒙上浓厚阴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美人文交流活动的限制与刹车,反映了美国政府及精英层近年来对中国及对华接触政策的整体态度变化,体现了他们对"未能按照美国预期发展"的崛起中国的深深忧虑。面对特朗普政府在人文交流上的限制与刹车,中国应积极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沟通、交流与解释工作,增信释疑,努力推动与改进对美人文交流活动。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中美芯片之争:现实、逻辑与思考

芯片是国之重器,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数十年来半导体芯片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和重塑了全球经济。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打压、围堵中国芯片产业。拜登总统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强势地位,阻止中国芯片业获得或制造高端芯片,对中国发动芯片战。彻底封杀中国制造高端芯片及其生产设备的能力,是美国打压中国的主要目标。中美芯片之争是历史逻辑(冷战思维)的强化和全新表现。我们要想在芯片技术上不被“卡脖子”,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力更生和科技创新,同时也与世界上可以与之合作和交流的各国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积极开展互利双赢的合作,实现技术突围。     

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新议题——“南京论坛2021”国际关系分论坛综述CSSCI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给全球治理带来新机遇与新挑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承办“南京论坛2021”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治理新疆域”分论坛,从科技革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规则主导权竞争、科技革命对大国竞争的影响等角度评估了全球治理的新趋势,从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新特点、美国对华科技遏制的新手段、未来中美竞争的新赛道等视角分析了中美科技战略竞争的新动向。论坛还围绕极地治理、核治理等全球治理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提出建设性意见。本次论坛紧密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治理带来的重大影响,从多层次、多视角提出真知灼见,扩展了对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与前沿领域的认识。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

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示"美国回来了",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统一协调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结盟围剿",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关系纳入中美长期博弈框架,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堡垒".未来,预计拜登政府会着力修复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关系向心力的基础上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民主联盟".借助发挥亚洲盟友的作用,以求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达成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夺取重塑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目标.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