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

本文探讨了朝鲜战争以来中美政治军事危机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双方危机行为的主要因素,对比分析了两国在危机管理中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作者认为,要避免今后中美之间的重大危机,应当对双边关系做出清晰定位,防止“敌人意象”被重新激活。两国应当对于对方的决策机制、危机管理的观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务实地引导公众舆论。在双边问题和涉及第三方的问题上,需要完善政府间的直接沟通渠道,建立危机防范机制。“有理、有利、有节”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一直是中国处理对美危机的重要原则。在新形势下,这些原则需要加以补充。     

朝核问题与中美战略共识

朝核问题历经20余年外交努力至今仍未获解决,但朝鲜核与导弹能力均得到显著提升。无论朝核问题僵局持续,还是朝鲜继续增强其核与导弹能力,这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利益与核心关切虽然不同、应对朝核问题的政策偏好也不一样,但求同化异,保持东北亚稳定应是两国追求的共同目标。两国应该在朝核问题恶化之前合作管控朝核危机,通过这种合作就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模式和最终解决方案达成基本共识。中美有必要尝试新的政策思路,这也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新的政策思路至少应该包括:共同改善朝鲜的外部安全环境,支持朝鲜的"软着陆",推动朝鲜政权转型而非政权更迭或者政权崩溃。     

21世纪以来中美外空军备控制的争论：路径、实质与难点

外空武器化与战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美之间就如何限制外空军备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主张以联合国框架为核心,在多边主义基础上,依据国际法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以限制外空军备。美国则主张在盟国体系内确立以规则为基础的自愿性协定,作为国际社会约束外空军备的规则。中国主张约束外空行动以消除影响外空安全的因素,构建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外空秩序。美国则混淆因外空军备产生的安全问题与因自然原因产生的安全问题,主张约束外空行为,实现其主导外空秩序的目标。美国把外空治理制定权视为其核心利益,以此维护其外空霸权。解决外空武器化与战场化的未来出路,最好的办法是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在《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以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中美民间科技交流的缘起、实践与叙事(1971～1978)

20世纪70年代中美民间科技交流之重启,奠基于两国科技界在太平洋两岸所厚植的业缘与学缘。在中国方面,它既是新中国成立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科技交流政策实践的延续,也推动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科技交流的恢复及合作拓展;在美国方面,它既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科技界积极推动与中国开展交流努力的成果,也是冷战时期美国在外交中运用科技工具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中,受波诡云谲的冷战国际政治与动荡转折的两国国内政治影响,中美科技交流的实践直接服务于外交目标,虽然以民间交流的形式开展,但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反复性。两国政府以民间科技交流推动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初衷尽管相近,但在实践中对于科技交流的性质、目标、渠道、形式等问题的认识,分歧和矛盾愈益突出,逡巡不前的政治关系反而成为民间科技交流的桎梏。观念本应随着人员交流过程中主动习得见闻而发生转变;但在特殊政治秩序和文化环境下,领袖话语、政治话语约束着科技知识分子对两国民间科技交流的叙事,又进而塑造着更广大科技群体和民众的观念。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与可行性

中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促进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控制和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所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美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这一协定符合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亚太地区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助于化解中美之间因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主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非通常的货物贸易及关税减让。     

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

网络和太空是信息时代关键的战略空间。近几年美国国家安全文件拓展了美国战略利益的范围,将网络和太空作为其战略利益的新纬度。美国在信息空间推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政策,以追求全方位优势地位。在网络与太空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科技鸿沟。未来中美双方合作可以从不敏感的非军事领域起步,采取多边合作的形式,运用创造性思维开拓新的合作议程,共同构建更稳定的信息空间秩序。     

美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东南亚的视角

本文评述了美国与东亚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及东盟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东亚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中国与东亚大国的关系。作者认为,中美关系肯定是未来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关系。中国的崛起促使创立东亚地区机制成为必要。多边合作是解决和克服双边低效的最直接的战略,因此,创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美国霸权想象下的中国“大战略”——《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评介

拜登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的新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引发美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该书基于美国霸权想象构建中国“大战略”,声称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采取钝化、建制与全球扩张战略,以便实现所谓取代美国霸权秩序的长期目标。从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行政当局对华政策的动向来看,该书已成为美国两党政治精英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南”。评述该书的弊端与不足,不仅有利于理解当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之根源,而且有助于把握和研判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致走向。     

"布什主义"的走向与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以单边主义、“政权更迭”和先发制人式预防战争为特征的“布什主义”,其目的是追求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美利坚帝国。本文在对“布什主义”的实质,产生的学理背景和社会根源,以及其内在的矛盾和外部的阻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推测未来几年美国外交政策走向和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本文认为,布什的美国远比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更加危险,但“布什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有限的资源和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前途并不看好。“布什主义”对中美关系影响有限,美国已开始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并试图通过接触,适应日益崛起的中国,保证其对华政策有双重保险。     

核武器与美国对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政策

195 4 - 195 5年发生的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是 2 0世纪 5 0年代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也是中美两国继朝鲜战争之后的又一直接较量 ,使双方再次处于战争的边缘。危机期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断挥舞核武器 ,试图以核威慑来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但是 ,美国的强硬政策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 ,这次危机也表明了中美对抗的限度 ,揭示了美国“战争边缘政策”和“核威慑”战略的本质。     

"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美国"意象"的由来

近一个时期以来,在美国甚嚣尘上“中国威胁”论并非只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缺乏了解,而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必然反应。“中国崛起”及随之而来的美国的“中国威胁意象”,既与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独特的地位有关,也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传统所坚持的“价值、利益和政治”所驱动的政策需要紧密相联。这种“意象”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关系较少,而更多地与美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联。     

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资产要求问题遂成为其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中美两国围绕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期和福特任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做出实质性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它试图依靠双边经贸关系的进展来显示两国间紧密联系的做法无法获得中方的认同,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关于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未获成功。     

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中国、美国和印度之间的三边关系近来比较引人注目。冷战期间三方中的两方经常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中印在经历短期的友好以后,也曾相互开战,之后美国因素逐步变得重要。随着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与美国发展关系,同时中印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当前在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那种对抗和遏制的模式将不会再现,三个国家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尽管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重要,但在现实中其作用正在降低。     

中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遇?

本文介绍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崛起的几种看法。第一种是少数人的观点,但在保守派里非常普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威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安全挑战,但首先应被看作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和经济机遇,同时需要对其采取“两面下注”战略。本文认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指导着布什政府的全面对华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对21世纪挑战的潜在伙伴,中美两国应该密切合作,共同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矛盾。本文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战略环境,可能阻止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竞争。中美两国需要趁目前关系全面改善的好时期,“锁定”一种基于全球化时代战略现实的伙伴关系。     

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

通过对第93～116届国会期间涉台议案和决议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同步良性发展是限制国会干涉台湾问题的关键外因,白宫在推行对华政策时能否摆脱国会的牵制则是重要内因。后者不但取决于总统所属的政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参众两院,也有赖于总统个人因素。此外,台湾政治游说对涉台立法也有较高的相关性。2016年以来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同步下滑,增加了国会加强涉台立法的诱因。遭到众议院弹劾案打击的特朗普可能屈服于国会的压力,国会势将推出更多的友台议案和决议案。美台勾连的强化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展望未来,唯有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朝良性方向发展,台湾问题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美国网络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策略

2015年以后,美国的网络安全形势出现了新挑战。网络犯罪呈现出更大的破坏性,恐怖组织频繁利用网络扩大影响,俄罗斯黑客逐渐成为美国在网络空间的主要威胁。为了应对数字领域的新挑战,奥巴马政府调整了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2016年推出的《网络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在总结奥巴马七年多执政经验的基础上对美国在数字时代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策略方针。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强化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力度,完善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努力推动国际层面的网络安全合作。未来,美国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网络空间稳定。美国将强化网络威慑能力建设,加强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并清理美国境内的恶意网络行为,在网络空间攻坚克难,为实现本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打下坚实基础。     

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认知

本文考察了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认知情况,并对一些重要机构的研究报告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美国在中国军力问题上已经形成了四点共识,但对中国军力背后的意图判断上仍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为中美战略对话提供了空间,也说明中美还需付出努力才能把握好21世纪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