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交融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概说

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硕果.云南自古就是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石器时代,云南各民族先民就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由于云南各民族先民与内地各民族在族源上具有诸多渊源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先民与内地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一直未曾中断,中原王朝也很早就关注对云南的经营和开发.     

历史上迁移老挝的"云南人"

由于地缘的关系,在云南与东南亚交往的历史上,有许多操汉语云南方言的中国云南汉族和回族居民逐渐迁徙定居在东南亚各国,与云南直接接壤的老挝也是云南人迁徙的定居的一个目的地.历史上不同时期移居到老挝的云南人,主要分布在老挝的北部地区,在经济活动方面,他们有的在城镇经商,也有的在农村务农.虽然居住在老挝,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各自从云南带来的传统习俗,仍然操着他们各自的云南方言.因此,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一个一直受到外界关注的独特的群体.     

边界、跨国民族与爱尔兰现象

"边界"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地理和政治界线,它与跨国民族现象关系密切.应予以足够的关注和研究.任何追求新的族群文化边界的国家构建都是十分危险的,其结果必然带来新的族群冲突和人道灾难.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一个共同体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一种具有内在紧密关联、彼此具有相互构成性因素的文化之上.针对世界上广泛存在的跨国民族现象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和平跨居"互惠互利的双赢现象.爱尔兰以"和平进程"为标志的政治模式,对世界范围的跨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具有启发意义.     

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重要认同形态。两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与张力直接促进了各种认同的共生。两者之间协调与否关系着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能否和谐统一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聚焦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差异与共通之处,以求在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基础上达到各族人民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上的协调统一。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理论内涵·构成要素·保障条件

民族互嵌社区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样态,是催生各民族守望相助"石榴籽"效应的实践载体.精准治理构成对城市社区民族之间互融共生逻辑结构的深度整合,是对民族互嵌社区多元性与一体化、民族性与社会性、特质性与共生性内在本质的精准研判.民族互嵌社区治理主体、场域情境、公共服务内在构成要素的有序衔接以及制度体系、空间资源、智能技术保障性条件的靶向重构,是实现各民族主体深度互嵌的结构要素,构成新时代民族关系的"整体图景".     

地理环境与民族关系

文章以中华民族关系和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为对象,探讨了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民族关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由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是中华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地理环境的区域多样性和整体统一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时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统一长于分裂并日益巩固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两大块、南北三带的地理特点,使汉族的农耕文化和众多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形成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关系.独特的地理区位特点使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南门户和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通道.加强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民族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云南各民族在多样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有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依存、优长互补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云南地理环境所自然形成的"边内结构"和"山坝结构",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郑家庄有容有未来

<正>郑家庄是一个多民族村落,居住在这里的汉族、白族、藏族、傣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践行中华民族传统"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张扬大理自信、开放、融合的文化品质,熔炼出"七个民族一家亲"的和谐包容。它是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缩影。     

丽江古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气象

有230个姓氏的世界名城 从历史上看,丽江古城是个典型的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创家园的边城.据历史学家研究,在明代以前,云南人口以少数民族占大多数; 明朝实行军屯制度,大量汉族士兵携带家属来到云南,于是很多居住在平坝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与汉族交融,汉族人口慢慢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在云南原住民和汉族移民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的明清两代,丽江也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吸纳着无数来到这里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移民,逐渐走向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之路.     

从矛盾冲突到共同发展——云南黑树林地区族群关系"百年干戈化玉帛"的启示

云南黑树林地区"百年干戈化玉帛"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地区族群矛盾成功化解的个案,其经验及其理论启示具有研究价值和积极的现实意义.在特殊情况下,民族内部矛盾也可视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地域认同会高于民族认同;民族工作队在化解民族矛盾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国家权力在协调民族关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新时代云南民族传统节日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民族传统节日是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之一。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我国特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自古以来,因民族种类众多,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样而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沃土和宝库。对于新时代云南各民族而言,节日文化作为文化再生产重要类型,依赖于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内部延续和传承习俗惯例,在官方和民间指导参与下,通过村落仪式、日常社会互动、经济交往和社会交换等载体予以呈现和共享。如何依据云南民族传统节日互动特点,挖掘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共生成为实践性较强的现实议题。     

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评选出七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而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受关注的状态.文章在对民族8省区历史文化名镇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选取了贵州省雷山县西江镇、云南省孟连县娜允镇、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作为研究对象,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历史文化名镇在"传统-现代"的转型中可以能动地产生新的功能与结构,促进产业融合与文旅融合的发展,并作用于古镇的发展之中.同时,在古镇的发展中要认清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多种关系,兼顾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创新性保护才是民族地区历史文化名镇"传统-现代"转型的正确路径.     

警察公共关系基本问题探析

警察公共关系是警察及其公众之间"关系"的管理,这种管理以传播为手段,以促成警察—公众之间的合作为目标。"公共性"是警察公关的本质属性,即警察公关是警察与公众以公共价值为共同诉求,在公共领域以公开的传播手段彼此建构交往互动关系。警察—公众关系建立在"关系理性"基础之上,是警察与公众在冲突中寻求合作的情感关系,是社会性、流动性的关系,是在传播过程中建构的具有主体间性的平等关系,是一种需要进行管理的关系。警察公关的主要职能是辅助决策、传播管理、形象管理、危机管理和合作管理。     

人类学视野中的交往与族群关系

人类学意义上的"交往",不仅指人类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往来和自我认同,而且也指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群体交往或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往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交往通常表现为族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适,族群关系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趋于紧张或和谐。     

"奢安之乱"与"沙普之乱"比较研究

明末,西南民族地区爆发了两次以彝族土司为主力的少数民族叛乱--"奢安之乱"和"沙普之乱".它们对西南民族社会影响深远,甚至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历史发展的进程.为了剿灭两次土司叛乱,明政府不惜动用数省兵力和财力,极大地牵制了明朝抵御后金进攻和镇压中原农民起义的军力和物力,致使明朝陷入了三线作战的境地,在三者的交迫之下最终走向了灭亡,因此,西南的两次土司叛乱是促成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两次土司叛乱都是以彝族土司为主力,时间上有所联系,事件上彼此相因,由此,本文试图对两次土司叛乱进行比较,探究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性及相似之处,以期能揭示明末清初西南民族社会复杂背景中的一个切面,也希望对明亡清兴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

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少数民族权利理论和民族政治理论四个部分,囊括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等重大问题。然而,在民族理论体系蔚为大观的研究中,民族交往的理论建构却显得相对薄弱,尤其是驱动民族交往的深层次因素——民族互惠——更是缺乏必要的价值自证和理论发微。民族互惠作为民族交往交流日趋频仍的内生逻辑,不但奠定了各民族渊源共生格局的基础,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动力。为了实现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帕累托改进,当前我国应该直面民族互惠研究的理论短板,深入探讨民族互惠的理论逻辑、价值自证、历史发掘、内容爬梳和实践推进等诸多问题。     

云南人:另一种“睁眼看世界”——云南与海外的文化关联及对云南民族文化产业化建设的启示

云南与海外的关联关系首先来自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对外交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南地区文化。并且，云南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区域性的、有别于中原文化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且交往是内容单一，目的单纯，国与国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民间性交往。这样，就构成了云南与海外的第一个交往层次，构成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基石部份。但这种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自身价值得不到体现和认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域文化面对更大区域文化的冲击时，往往处于被动的状况。简言之，云南的这种关联…     

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研究散论

在民族史研究中,对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有"友好合作说"和"战争压迫说",但就中国西南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则表现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既和平友好、相互吸收,又矛盾冲突、相互排斥这样一个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民族融合而言,西南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元代以前表现为同源异流为主,元代以后则既有同源异流,也有多源合流和异源异流.此外,整个西南民族关系主要由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表现出来.     

隔离下的守护:明清贵州屯田政略与族群文化传承

明清两朝出于政治、军事之考虑,在贵州先后多次实施大规模屯政,留戍军士,设置屯堡,守卫边防,以纾民力,形成屯堡与当地"夷寨"同处共生的地域格局.时因背景特殊,屯堡设置大多兼具防范"夷族"叛乱之功能,故在屯堡族群与"夷寨"族群之间人为筑起了一道隔离藩篱,阻隔着彼此的交往与联系.在隔离的历史环境下,族群内部产生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动力,并促成各自内生起顽强守护生存边界的强烈意识.在历史有限的互动中,融而未合,保持了鲜明的文化个性,折射出适时"隔离"有利于族群文化个性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史实.     

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古代桂东北瑶汉民族关系初探

广西东北部是多民族杂居之地,自古以来居住着汉、壮、瑶等族,其中汉族和瑶族是桂东北的两大民族,自隋唐以来,两族就毗邻或交错杂居,在经济文化上有密切联系.自隋唐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瑶汉之间接触日益密切,地域上相互杂居,经济文化上密切交往,民族间互相"融合",斗争中共患难,结成了彼此的密切关系和深厚的友谊.     

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元、清两朝相比较

自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藏传佛教与藏区社会之间已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种种问题.究其根源,重要原因就在于宗教问题的存在,有时宗教问题就以民族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因其政治统治需要,元、明、清三朝均"因俗"实施了推崇和扶持藏传佛教的治藏之策:元朝独尊萨迦派,清朝格外优待格鲁派,明朝则以与藏传佛教各派等距离交往为策略.弱势的明朝之所以能保持藏汉关系亲善和睦与"西陲宴然"的政治局面,务实的藏传佛教政策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