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基层智慧治理体系的路径探讨

基层智慧治理是信息技术嵌入基层治理实践而形成的一种新治理模式,正在加速对传统治理模式的更新和替代。利用信息技术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已成为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回应公共服务多层次需求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各地将信息技术嵌入数字政府建设、网格化管理、治安秩序维护、基层疫情防控等重要领域,基层智慧治理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实践中仍面临对技术属性存在认识误区、制度性改革相对滞后、数据开放利用深度不足、硬件与软件的制约等现实问题。构建完善的基层智慧治理体系,应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技术赋能为路径,融入全新治理理念,构建形成系统高效、纵横贯通、开放共享、运行规范的基层治理结构,促进基层治理在与技术耦合过程中走向善治。     

提升公众参与首都基层治理制度实效

公众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高质量的公众参与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首都北京以接诉即办改革为牵引,通过进一步畅通诉求表达的多元化路径,激发公众参与的内源化动力,深化公众诉求数据的智能化分析,提升公众评价的科学化水平等途径,不断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在推进公众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持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效引领公众有序参与基层治理,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优势。     

我国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探究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亟需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利益机制、组织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     

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中,基层政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形象”政府,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平台”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终端”政府,是实现全民守法的“窗口”政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焦点”政府。实现基层治理法治化,改革现存的党政一体、以党代政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其关键环节,需要从治理理念、加强法制、强化监督、理顺机制等多方面综合治理。     

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兴路径

基层治理事关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首都新国门、新增长极,大兴区牢牢把握为民服务要义,树立法治、德治、精治、共治理念,从区—镇街—村社—社会组织四个维度入手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治理能力,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基层公开促进基层治理的成都实践

深入推进基层公开,是促进基层治理机制完善的重要切入点。成都市按照＂全域成都、城乡一体＂的理念,以信息化为依托,以公开为抓手,以制度为保障,深度整合基层政务公开、政务服务、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等资源,实现了横联部门、纵贯村社的全域覆盖,建立了市、区（市）县、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四级网站体系,使得基层治理有了平台依托,从而转变了基层政府公开服务的方式,加快了基层民主建设进程,完善了基层治理机制,创新了基层治理模式。     

基层政治生态优化与基层治理有效性的提升

基层政治生态是基层治理的环境基础,通过对治理主体行为模式的塑造影响着治理的最终成效。当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村官腐败、村霸横行等问题都与当地的基层政治生态破坏有关,只有通过政治生态的改造才能更好地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实现公共目标,提升基层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处于转型期的农村政治生态的开放性更高,政治生态结构和政治生态文化的问题使基层治理中出现的矛盾更多。这就需要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基层政治生态,以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问题出在哪里?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进,政府投入巨大,乡村发展良好。但学者吕德文等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如华北某城市一远郊村,100多户人家,政府为该村配置了7个保洁员,环境仍一塌糊涂。原来,村里有了保洁员,村民就不在意公共卫生了。村干部则想增加投入来改变现状,向上级要了50万经费,开展了村庄环境整治、党员扫大街等活动,效果仍不理想。事实上,这种情况很普遍。     

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思考

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基层的依法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必须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和法治为民的意识,提高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基层法治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大力推进法治干部队伍下基层活动。     

勾建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舟山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是现阶段党建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浙江省舟山市经过多年的探索，创造了“网格团队＋网格党小组”的党组织设置形式，并通过党政部门的协调，将网格党小组与网格团队的建设加以统筹安排，形成了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统筹兼顾、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本文基于舟山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践创新，从理论上探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互促的机制建设。文章认为：统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使之形成良性互动的新格局．这是加强基层党建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与式治理理念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参与式治理是反思传统治理基础上的治理模式创新,将民主理论引入治理理念,实现增进政治合法性和深化扩展民主的双赢效果。基层社会治理的开展离不开基层公众的有效参与,只有将基层公众的参与热情转化为具体的参与行动,才能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落到实处。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民主治理

基层民主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应当更加重视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各类新兴群体的出现,基层治理涌现出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促进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文章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分析基层民主治理在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以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协同治理: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三个方面。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共同制定公共规则,因此协同治理成为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协同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协同治理积累培育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     

新型政党制度的基层治理实践——以万州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利用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独具特色的全新政党政治模式，作为我国伟大的政治创造，在国家运行的结构关系中体现了独特政治逻辑和治理优势。用新型政党制度之箭射基层治理之矢，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性。万州区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全面探索，用基层党建引领和服务基层治理、以基层治理促进基层党建良性循环，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优势，在多元主体参与下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落实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党要管党——基于郫都区战旗村的基层治理实践

落实基层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趋势,是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到基层的党建需要,也是迈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郫都区战旗村以创新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基层党建领引基层治理、党建项目与产业强村并举为抓手,提出了制度、环境与个体三个层面在落实治理中的关键重要性问题,诠释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落实基层治理中的根本性,体现了治理制度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员教育在长远长效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     

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发展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水平,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密切相关,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构建多元治理的结构,增强民众参与的效能感,创设协作发展的机制,营造和谐发展的氛围,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家和智联”的基层治理探索

家庭作为社会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必然是基层社会治理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节点。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找回家庭的时代命题,并首先展开对家庭地位和功能作用的历史性讨论,随后考察分析了以家为核心的基层治理创新,由此引出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困惑——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作用？最后延展探讨了找回家庭的根本遵循和路径方向——构建以家为基础单元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