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实施随船观察员项目的可能性及法理分析

美国海岸警卫队通过随船观察员项目与全球60多个国家开展了海上执法合作。作为美国追求其自身海洋利益的重要工具，“随船观察员协议”使沿岸国向美国让渡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部分管辖权，成为美国开展全球综合性海上执法合作的法律基础。然而该协议并未充分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平等，也并不适用于存在海洋权利主张重叠的争议海域。美国既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非南海沿岸国，若与菲律宾、越南等南海争议当事国通过签署“随船观察员协议”的方式开展联合海上执法活动，将成为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挑战。     

越南海上民兵自卫队解析

越南海上民兵自卫队是在越南沿海地区、岛礁和海上活动且不脱离生产、工作的群众性武装力量，与越南海军、海警、边防部队、渔检及其他力量一起执行保卫越南国家边境安全及海洋海岛主权、维护海上安全秩序的任务，直接受海军和地方军事机关的领导和指挥。自成立以来，越南海上民兵自卫队的建设越来越完善，在帮助越南渔民出海作业、维持海上安全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动因与影响

近年来,美国为加强对华海上遏制,开始向南海地区派出海岸警卫队,通过巡航、参与美国海空军演习、与域内国家签署执法合作协议、开展联合海上执法演习等方式介入南海地区局势,旨在应对所谓的中国“灰色地带”挑战,通过海上执法合作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提高对南海的海洋态势感知能力。美国相关举措破坏了南海和缓趋稳的局势,增大了南海地区发生海上危机和冲突事件的风险,给我国南海维权带来新的挑战。为此,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美国海岸警卫队部署南海带来的风险。     

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与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

作为对华海上竞争的工具,美国在南海的"灰色地带行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模糊性,其中包括《公约》下军事活动界定的标准不明。事实上,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作为《公约》的遗留问题,一直备受理论界关注,但时至今日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仍然争议不断,加之当下还面临着传统海洋强国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海洋大国的利益冲突加剧、主权国家的海上活动形式日益丰富等新挑战,导致海上军事活动的界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根据国际司法实践,在军事活动的界定中法庭或仲裁庭主要关注主体因素、行为方式和活动目的,这三个要素构建起了以海上活动的主体为初步证据、重点考察行为方式、在有限范围内兼顾活动目的的界定思路。对中国而言,以实证视角审视作为美国南海典型"灰色地带行动"的"航行自由行动",有助于客观全面认识其法律性质,进而从国际法层面有力回击美国的海上霸权行为,助力完善应对美国南海"灰色地带行动"的中国方案,最终在实现强化南海维权执法的同时,避免冲突失控,妥善处理波谲云诡的南海局势。     

美日俄海上维权机构设置及对我国的启示

海洋利益的维护与拓展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海洋利益维护现状并不乐观,我国海上维权机构亟须整合,在2013年出台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有关海洋维权力量的整合方案,重组国家海洋局,设立海洋委员会并首次提出成立中国海警局。但可以看出,这次改革仅仅是个开端,其制度设计和法律基础并不完善。而美、日、俄三个典型国京的海上维权机构设置对我国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日俄海上维权机构设置及对我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海洋利益的维护与拓展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研究课题。当前我国海洋利益维护现状并不乐观,我国海上维权机构亟须整合,在2013年出台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明确提出了有关海洋维权力量的整合方案,重组国家海洋局,设立海洋委员会并首次提出成立中国海警局。但可以看出,这次改革仅仅是个开端,其制度设计和法律基础并不完善。而美、日、俄三个典型国京的海上维权机构设置对我国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非洲参与海洋治理:领域、路径与困境

非洲重点关注以海上非传统安全为主的海洋安全治理和以海上运输和港口建设为主的海洋经济治理,其海洋安全治理包括参与大国组成的国际海上安全机制和构建区域安全机制,其海洋经济治理包括改善非洲港口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落后状况和推动海洋经济联通性。非洲的海洋安全治理存在海上力量薄弱问题,海洋经济治理存在治理"碎片化"和债务压力增大的困境,由此导致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处于治理体系的边缘。中国和非洲在中非合作论坛下的海洋治理合作稳步推进。中国帮助非洲进行海上力量建设和投资建港有助于增强非洲的海洋治理能力,也有益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非洲推进。     

析越南解释和应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合法性及缺失

越南通过《越南海洋法》规定其对岛屿、群岛和海域的权利服务于发展海洋经济的目的。越南在应用和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进程中,用灵活方式完成部分海域划界,和尚存重叠管辖海域的国家或完成海域划界的国家对相关资源进行了联合开发,但其"极端"基线因明显的法理性缺失遭至诟病。越南反对中国关于九段线的主张和在九段线内行使权利的行为,双方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否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个问题上存有争议。     

单方面利用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问题研究

如何在没有达成临时安排的情况下,单方面利用争议海域的油气资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在争议海域单方面进行"临时性"勘探和招标活动,是为国际法所应允的。其次,国际法禁止单方面实施"非临时性"勘探和开采行为。针对争端当事国一方违法实施的"非临时性"勘探和开采行为,另一方当事国既可以采取类似行为作为反措施,也可以采取执法行动制止其违法行为。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仍要坚持共同开发,在此前提下积极进行油气资源勘探,适时推进油气资源的单方面开采,以及果断进行执法。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     

马来西亚南海安全政策初探

南海分布着马来西亚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海域,是马来西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践在南海地区“维护海洋环境的稳定,不受限制地开发海洋资源和开展国际贸易”的战略构想,马来西亚通过建立和发展自主的国防力量,与区域内外国家开展有限的安全合作以增强在南海的防御能力,并通过各种途径巩固对南沙部分岛礁的占领,实现其在南海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安全。马来西亚将南海视为其海洋利益拓展的前沿阵地,在南海问题趋于复杂化、国际化的背景下,马来西亚希望通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南海地区的力量平衡,创造对己有利的海上安全环境。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观念与实践

2014年莫迪在印度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其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来自海上以及发生在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     

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研究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中等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澳大利亚加紧了海洋安全战略的调整,即不仅要维护其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要充当地区性海上领导力量,其海洋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本土,进攻性色彩日益浓厚。为达到这一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一方面建设强大海军,要成为海上强国;另一方面开展广泛的海上安全合作,加强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关系,以取得作战经验,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战略措施上也呈现出积极、主动的特点。尽管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实施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国家综合实力的有限以及对待中美的矛盾心态等,但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点以及与美国军事关系的加强无疑会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形势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优势,增添了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亚太地区的海军军备竞赛。正在建设海洋强国的中国应当对此给予适当的关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出自己的对策。     

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思维与合作逻辑

对地理特征的认知塑造一个国家的海洋安全思维。印尼具有“群岛特征”(陆地分散、海上邻国多和海域广阔)和“海权特征”(海上战略位置、良港和重要航道、海洋资源)两组地理特点,分别指向海洋“作为威胁”和“作为秩序来源”两种相互矛盾的认知模式。如何处理这对矛盾成为厘清印尼海洋安全思维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初期和冷战背景下,印尼着重应对与“群岛特征”相关的安全威胁。以苏西洛为转折点,印尼开始追求“海权特征”带来的秩序福利。群岛海洋安全思维的长期实践塑造了当前印尼海洋安全现状和合作逻辑:“重陆轻海”政策导致海洋安全能力落后,使印尼重视提升海上执法能力的务实合作;海盗问题的跨界性质使印尼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较低,产生了“搭便车”的合作逻辑;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认了印尼的“岛国内海”权利,该公约被印尼视为海洋安全的制度保护伞和合作的底线。     

关于南海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探讨

近年来,南海地区有关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但依然存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应在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广泛吸取其他闭海或半闭海海域的合作经验,并结合南海地区特殊性,探寻出一条助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南海合作机制化道路。当前,东盟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转向积极,加强南海合作机制化正当其时,应按领域敏感度从低到高逐步推展合作,初期可以软性法律约束之,中长期可考虑建立南海合作理事会统筹推进南海地区防灾减灾、海上搜救、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安全等领域务实的、机制化的合作。     

防止海上事件与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

国际上已有的典型海上军事互信机制一般通过限制危险动作及骚扰行为、增强海上通讯联系、建立海军直接交流及定期审查机制来增强军事活动的可预见性,减少冲突风险。与之相比,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协定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仍缺乏实质性的行为约束机制及稳定的运行体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美在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权利上的争议,以及两国海上实力和战略需求的不一致。因此,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应立足于未来,避免纠缠于复杂敏感的政治问题,先易后难,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从技术性问题及公海海域建立防止海上事件机制,推动中美海上军事互信机制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共建地区和谐海洋秩序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蕴含着和谐海洋秩序观,实践和谐海洋秩序观对于中国和东盟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和东盟海洋秩序观相同、发展战略契合、合作机制众多以及为地区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较强,这为双方共建地区和谐海洋秩序提供了可能。中国和东盟可以通过海上发展战略的对接,实现该地区的合作共赢,建立基于合作而非武力之上的和平秩序;利用现有的多边和双边机制,加强沟通、消除误解,扩大共同认知,真正将一种合作观念及行为规范植入本地区;搭建高级别、综合性的海洋安全和管理合作机制,探讨和推进和谐海洋秩序的建设;努力平衡包容性与排他性制度安排、海上自由与海上安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类正义与国家正义四对关系,追求海洋利用的公平公正秩序。     

拉美国家海洋争端及其解决途径

捍卫领海主权、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是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拉丁美洲海岸线长,海域广,海洋资源十分丰富,历史上的海洋边界争端遗留问题较多。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源和能源问题日益突出,拉美国家间围绕海洋资源展开的海洋边界纠纷升级,但多数国家坚持和平磋商和共同利用原则,妥善解决了许多海洋争端,国家之间关系得到改善。近期拉美地区两个主要海洋纠纷的初步解决以及各方态度体现了"实用主义"在国际海洋争端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证明诉诸国际法院并非解决历史争端的唯一选择。2013年阿根廷与英国关于马岛主权问题再爆冲突则更加突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在当今海洋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意义。     

越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新生代——海上警察

随着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的签订,如何开展北部湾海上执法合作,打击海上贩毒、走私、偷渡、枪支贩卖、武装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已成为中国公安边防部门与越南海上警察部门的共同任务。越南海上警察于1998年正式成立,加强了越南海上执法,维护了海上安全。20     

东北亚海权争端与中国的新思维

东北亚是一个地缘空间相对狭小,战略力量分布密集,对权力分配异常敏感的国际热点区域。海洋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强化、海洋权益博弈规则的零和性以及当前存在的制度缝隙交织的结果使得该地区海洋权益争端愈加激烈。鉴于海洋在新时期对于国家在安全、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的重要作用,一场新的"蓝色圈地运动"正在悄然展开。时移而世易,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搁置争议,他来开发"的复杂局面和海洋对于我国和平崛起战略价值的日益提升,中国有必要适时改变既有的争端解决模式,通过"搁置争议,积极开发"的介入性举措和对主张权益"既要认,又要领"的实质性行为,以期在这场海洋主权博弈的大棋局中占得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