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比较研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美国对华人文交流的看法及政策变化探析

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增信释疑的润滑剂"。然而,2017年以来,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质疑中美人文交流、抹黑中国在美人文交流活动的强劲逆流。这股逆流由部分美国智库推动,得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在智库、国会及行政当局三方的合作下,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立法及执法举措,对孔子学院、中美高校交流与合作、中国在美创办与设立的媒体及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等人文交流项目与活动进行严格审查、监控与限制,给中美人文交流蒙上浓厚阴影。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在美人文交流活动的限制与刹车,反映了美国政府及精英层近年来对中国及对华接触政策的整体态度变化,体现了他们对"未能按照美国预期发展"的崛起中国的深深忧虑。面对特朗普政府在人文交流上的限制与刹车,中国应积极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沟通、交流与解释工作,增信释疑,努力推动与改进对美人文交流活动。     

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对台政策经历了从亲台、抚台向抑台的转变,呈现出不断调整、战略清晰化、军事关系强化、与对华政策反向互动等特征.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将以维持台海现状为主,继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关系,拉拢日本等盟国参与,对重大"台独"事变发生时大陆可能采取的武力解决方针进行"吓阻",但也会继续遏制"台独",支持两岸接触谈判.我们应当以新的思路改善两岸关系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铲除美国"以台制华"着力点,分化美国"以台制华"同盟,战术上"以美制台",增强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和制度竞争力,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     

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的政策——基于“意象”视角的分析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把俄罗斯视为"小伙伴",偏袒叶利钦,不遗余力地支持俄罗斯的私有化与市场化改革。但是,20世纪末期的俄罗斯却陷入了经济动荡与政治转向的困境之中,这为美俄两国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美国将俄罗斯政策的受挫归咎于俄罗斯人的愚钝,而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受美国压迫的受害者。结果,美俄之间由此陷入了相互"认知错误知觉"的怪圈,美俄民众相互间的反感情绪上升,美俄关系也因此冷淡。这对后来美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做了进一步阐述。该战略建立在美国所认为的对等原则、法治、航行自由等价值观基础上。经济安全是其"印太战略"的重中之重。在区域安全上,特朗普主张反对核讹诈、恐怖主义,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美日同盟、美印关系及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均势。为此,特朗普试图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依靠区域盟友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并意图提供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替代方案。然而,特朗普要改变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仍面临很多阻力。     

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

原敬以"时势论"和"实力论"的政治理念为基础,通过访美考察,形成对美认识,这种认识对于原敬的日美关系认识产生重要影响,以其对美认识为前提,原敬指出,在对外关系中要特别重视日美关系。针对日俄战争后日美关系之恶化,原敬强调要缓和日美关系,尤其是"满洲"政策要认真考虑美国因素之重要影响。一战期间,原敬以其政治理念,进一步阐释日美关系,强调日美间要避免战争,认为日本要解决中国问题,日英同盟或其他同盟均无助益,必须要取得美国谅解,与美国保持亲密关系,进而提出日美协调外交构想,并期望通过与美国共同出兵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启两国合作之开端。原敬并非是无条件实现日美协调,而是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即日本在华传统权益,尤其是所谓"满洲"权益的基础上,以美国承认日本之特殊地位为前提。原敬的日美协调外交构想作为其对美外交政策的思想基础,促使原敬内阁成立后确立以日美协调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新书架

<正>中美关系简史:(1784~2013)陶文钊著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1版本书是作者用英文撰写的简明中美关系史,是他对自己2004年出版的中文版三卷本《中美关系史(1911~2000)》一书的内容进行浓缩、提炼的成果。全书对230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史做了全景式的论述,共11章,分别是:中美两国的早期交往;"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实施;"华盛顿会议":美国与中国的革命和战争;20世纪30年代中美结盟抗击日本侵略;中美战时同盟;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对抗与孤立时期;缓慢的解冻;艰难的正常化进程;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再正常化;21世纪的中美关系。在本书的结论鄙分,作者论述     

“对冲”与“楔子”:美国“印太”战略的内生逻辑——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

文章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构建一个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综合体系层面美国国际霸权护持与单元层面特朗普政权权位护持两个方面的考量,将"印太"战略理解为"对冲"与"楔子"两种战略的混合体。特朗普政府在给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华采取"对冲"战略,这样既避免了直接战争,又以加强联盟等手段制衡了中国;既保持了对华贸易,又以贸易战、技术争端等方式阻遏了中国产业升级并缩小了逆差。而在"美国优先"要求减少国际义务、国力有限且无法集中于亚太等给定条件下,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只能通过"楔子"战略离间、强化中国与其他印太大国间的固有矛盾,使它们既代替美国抗衡中国,又对美产生更大的安全与经济依赖,从而使美国以较低成本护持霸权,同时巩固特朗普政权。对此,中国不妨外松内紧:在话语上选择性参与"印太"建构,关键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替代之;在内线,继续采取守势,对美安全上维持和平,经贸上有节制地反击;在周边,以"一带一路"等政策抓手释放确定性以拉拢东盟并化解与其他"印太"大国的矛盾;在外线,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战略协作,增强美在东欧、中东的战略压力,从而变相缓解正面压力,为度过"崛起瓶颈期"重塑有利的外部环境。     

"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学术研讨会于2 0 0 4年4月2 2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来自中、美两国的学者2 0余人出席了会议,就中、美各自对对方国家的看法交换了意见。在短暂而紧张的一天会期中,中方学者分别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美国看法的转变、历史上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中国政府官员、国际战略研究界、文化界、普通公众、媒体、归国留学生、在校大学生,以及工商界对美国的看法等方面阐述了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一些学者还以就此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一个坚定的盟友,再次发现了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2004年7月菲律宾因人质事件提前从伊拉克战场撤军之后,菲美安全合作遭受重创,但随后又有所恢复。这一时期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但是中菲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关系未能动摇美国在菲律宾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菲律宾的反恐合作只是菲美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美国更重视发挥菲律宾在其全球军力部署中前沿阵地和安全合作站点的作用,美国的这一意图也反映在2014年菲美《加强防御合作框架协定》之中。     

奥巴马政府推动美古关系正常化的动因、政策及前景

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美古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动因是,通过改善美古关系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进而推进"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一战略目标。奥巴马政府的对古政策得益于古巴裔美国人在美古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分化,顺应了美国国内的主流民意。为启动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对古政策和外交举措,直至美国与古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然而,美古关系要实现全面正常化,还面临诸多障碍:美国尚未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美古两国相互没收的资产尚未归还对方;美国仍然占据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古巴移民问题和美国关注的古巴民主与人权问题依然存在。短时期内,克服这些障碍的前景不容乐观。     

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逻辑、领域与限度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新政府开始奉行新的外交理念并拟再次"重启"美俄关系,这不仅是其新外交理念的必然要求,而且是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与俄对抗政策失效后的不得已选择。美俄关系拟"再重启"的领域包括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战略稳定与军备控制等。然而,虽然特朗普意欲"再重启"美俄关系的意愿明显,但美国国会、舆论界以及精英群体中明显占据优势的反俄情绪势必对其构成极大牵制;美国不可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在称霸与反霸、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此外,北约与俄罗斯之间围绕"东扩"与"反东扩"的矛盾与分歧不可调和,双方军事遏制与反遏制的激烈程度也难以缓和。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美俄关系"再重启"的限度。本轮美俄关系即使实现了"再重启",最终仍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美俄之间竞争及对抗的关系模式难以改变。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2009年8月,民主党取代了长期垄断日本政坛的自民党,为国内的政治改革送来一缕清新之风。鸠山政权试图摆脱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束缚,外交政策上强调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关系,并暂时缓和了因领土争端而陷入僵局的日俄紧张关系。但是,随着鸠山政权的倒台,以及此后的民主党政权逐渐回归"向美一边倒"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势,致使日俄领土争端急速升级,双边关系的维系也仅停留于经济窗口的沟通。     

多元与非商业化:近代北京德文报刊出版述略(1900-1946)

近代北京德文报刊始于庚子国变期间以德国驻华公使馆官方名义出版的报刊,开在京外文报刊之先河.此后四十余年断续有数种不同类型的德文报刊在此出版,每一份刊物均成为在华德文报刊之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尝试对北京德文报刊进行分类梳理,探析各报刊的出版缘由、自身特点及办报者身份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对比北京与中国其他地区德文报刊出版活动,...     

法美分歧原因的历史考察

二战结束以来,法美关系一直呈现出不太和谐的特征。究其根源是二战赋予了法美两国截然不同的心态,法国人的屈辱感与美国人的自豪感形成了他们之间巨大的心理鸿沟,两者之间在目标上的冲突也使他们的分歧在所难免。冷战后,法国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意在使欧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极力量,借此提升法国的国际地位。但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其优势地位获得了显著提高,与法国乃至欧洲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美欧关系的不平等为滋生法美之间的分歧提供了土壤。"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奉行具有单边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其一超独霸的态势愈发明显。希拉克政府倡导多边主义外交,意在与美国分享权力。双方关系因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显然,法美分歧既受情绪的驱动,又受利益的驱使,是法美两国关系长期互动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前期美台“秘密外交”管道一窥

20世纪60年代的前半期,美国与台湾当局在国民党残军撤离金三角地区、美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政策分歧。在正常交涉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负责人雷·克莱恩频频充当秘密协调双方政策的中间人。"邦迪—克莱恩—蒋经国"之间的联系,成为肯尼迪与蒋介石沟通的幕后管道,使得美台双方在关系紧张的危机时刻得以绕开官僚体制的障碍,在首脑之间形成直接、有效的沟通。这一"秘密外交"渠道的形成既体现了蒋介石对"外交"的高度专权,喜欢绕开"外交部门",指派私人使者进行交涉的风格,也体现了美台之间在冷战格局下要将深刻的矛盾隐藏不露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