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行为及主观内容的厘清

贪污贿赂类自洗钱犯罪认定，以贪污贿赂犯罪事实成立且本犯占有、支配贪污贿赂所得及其收益为前提。洗钱行为本质特征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掩饰、隐瞒不是洗钱行为方式。应厘清刑法第191条规定的5种洗钱行为,贪污贿赂犯罪本犯采用转账等方式使用犯罪所得及收益进行小额日常消费，形式上符合洗钱罪规定，但无处罚必要性。洗钱罪是故意犯罪，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不是洗钱犯罪目的,贪污犯罪本犯认识到其行为能够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即具有自洗钱犯罪故意，行为人动机、目的不影响主观故意认定。     

洗钱罪初探

“白领犯罪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为洗钱”。①或许这一说法有夸大之嫌．但通过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洗钱罪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确实如此，洗钱在当代已成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目前，在我国洗钱还不是很普遍，但立法应具有的稳定性和超前性已使立法机关在修订刑法时对此作出了规定：新刑法的第191条规定了洗钱罪。按照该条的规定，洗钱罪可表述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帐户，或者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或者通过转帐或者…     

我国特定洗钱罪刑事立法发展路径研究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规定内容为特定洗钱罪和以第三百一十二条所规定内容为普通洗钱罪以及包括第三百四十九条与毒品犯罪相关的洗钱活动在内的规定,涵盖了主要洗钱活动,在洗钱行为刑罚化方面基本能够满足国际标准的要求.本文以《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所规定的特定洗钱罪为研究对象,着重考证其立法过程,剖析其立法原因,力图在清晰梳理其发展演变路径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我国特定洗钱罪刑事立法的特点.     

洗钱罪司法适用的观察、探讨与反思

近年我国日益重视对洗钱犯罪的惩治。洗钱罪的成立并不限于上游犯罪结束，但应在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产生后，上游犯罪实行行为组成部分的“提供资金帐户”等行为，系上游犯罪实行行为本身，不应再评价为洗钱罪。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系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洗钱罪中“洗白”的含义逐步被淡化，洗钱罪已演变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等七类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行为人取得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后自己投资房产、汽车、股票或者转移至境外的，应认定自洗钱，符合刑法规定的，成立洗钱罪；自洗钱行为人将特定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单纯的藏匿或者日常消费的，不宜认定为洗钱罪。我国未来应更加重视对重大洗钱案件的查处，确保本罪的精准有效适用。     

论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在刑法国际化潮流的影响下,我国的洗钱罪立法日益显露出诸多局限与不足.为适应反洗钱犯罪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笔者建议,今后刑事立法的修改应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对洗钱罪客观行为方式进行重构,同时亦应将实施上游犯罪同时进行洗钱者纳入洗钱犯罪主体范围之中.     

洗钱罪立法修订审思与罪数问题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的立法表述,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处罚范围中,完善了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加大了罚金刑处罚力度。因法益侵害类型的多样化,自洗钱行为入刑与传统赃物理论并不矛盾。从法益侵害角度出发,对自洗钱行为不能依据事后不可罚行为或牵连犯理论进行评价,应分别按照上游犯罪一罪、上游犯罪与洗钱罪数罪并罚处理。认定他洗钱犯罪时仍需证明协助者主观方面为故意,可通过刑事推定方式认定行为人对7种上游犯罪为明知,并结合罪数原理、共同犯罪理论及具体情境综合认定协助者罪数。     

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洗钱罪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进行漂白的行为，具有和上游犯罪完全不同的性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来公布的两批洗钱罪典型案例中，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关系的表述实质上都坚持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这为准确认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罪数形态奠定基础。对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所实施的类似洗钱的行为，或者使用洗钱的方式接收犯罪所得的行为，应当作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认定为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实施的洗钱行为，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既可以由行为人直接进行，也可能通过其他人进行。对于受贿人委托行贿人代为保管受贿财物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对财物实际控制的时间点。     

浅谈洗钱罪

近年来，许多地方出现了贬毒、走私的犯罪分子通过存款、投资等方式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钱物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洗钱”行为。为了打击这类犯罪，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90年12月28日第十七次常委会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将毒品犯罪分子的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专门设一条规定了“洗钱罪”，刑法第191条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洗钱罪删除"明知"要件后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分则"明知"要件在限制犯罪处罚范围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原《刑法》第191条中的"明知"要件,意味着上游犯罪本犯也被纳入洗钱罪主体范围,洗钱罪处罚范围扩大且惩治力度加强.然而,自洗钱定罪自然不需要"明知",他洗钱定罪仍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予以判断.根据修正后的刑法条文文字表述,基于自洗钱与他洗钱性质与方式的不同,同时也是为了遵守联合国国际公约对他洗钱"明知"的基本要求,应确立"明知"为他洗钱的出罪条件.通过刑事推定完成事实认定,实现对"明知"要件的证明,发挥"明知"在他洗钱犯罪认定中限制处罚范围的作用,实现他洗钱刑事处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助力司法机关对洗钱罪的精准发力和精准打击.     

自洗钱及上下游犯罪行为的准确认定

<正>【裁判要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标志着我国洗钱罪的结构转型,现阶段洗钱罪已逐渐脱离影响司法正常活动的赃物犯罪,其法益应理解为金融管理秩序与上游犯罪的保护法益,进而区别于事后不可罚行为。自洗钱与非洗钱可通过是否使财物性质发生“化学反应”及结果上是否侵害金融安全法益来判断;上游犯罪行为人与他人在事前具有洗钱合谋,具体构成上游犯罪还是自洗钱的共犯,应以他人是否仅就洗钱进行合谋,及是否实质影响洗钱行为的计划制定来具体区分。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预防洗钱的措施和洗钱犯罪的认定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必然会对我国洗钱罪的修订产生重要影响。上游犯罪的范围是洗钱罪犯罪构成的重要方面。从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义务、借鉴其他国际条约和我国反洗钱法律的规定以及洗钱罪主观方面的认定等角度出发。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应扩大至一切能产生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犯罪，并且应扩展至域外犯罪和本犯实施的犯罪，从而实际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加大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指导性要求和实质精神相一致。     

洗钱犯罪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为打击洗钱犯罪,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规定了洗钱罪,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则进一步扩大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司法机关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近年来也加大了对洗钱活动的防范     

《联合国禁毒公约》与我国对洗钱罪的没收措施

随着国际社会对跨国洗钱犯罪打击的日益重视，洗钱罪的国际与各国刑法规范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联合国禁毒公约》是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惩治洗钱犯罪的国际刑法规范，公约明确了通过对洗钱罪收益的没收以打击相关犯罪的宗旨。本文以《联合国禁毒公约》为范本对洗钱罪收益的没收措施及相关制度进行研究，针对我国现行立法的不足，提出以下完善建议：适当扩大没收概念；明确适用没收措施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正确处理银行保密规则的对抗；加强洗钱收益没收事宜的国际司法合作；建立对没收的洗钱收益的资产分享制度等，以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洗钱罪若干问题研究

洗钱活动的日益猖獗,要求刑法必须及时作出调整并加以有效应对:针对实践中不断出现复杂的洗钱行为,我国相关刑事法律也在逐渐完善之中。对于洗钱罪上游犯罪、洗钱行为方式、洗钱罪主观方面等争议较大的问题,理论上的研究显得颇有必要。     

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及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对策

2006年6月29日十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内容涉及多项犯罪规定,其中对《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规定也作出相应的修改,扩大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种类,将清洗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和收益纳入洗钱罪范畴。这一修改不仅有助于加大对洗钱犯罪的刑事打击和惩罚力度,而且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洗钱罪构成要件研究

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根据其定义,我们可知洗钱犯罪的特征是:犯罪者将其非法所得的资金或财产,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和交易渠道,转换成来源合法的财产,以掩盖其犯罪性质,逃避法律制裁。然而,目前在刑法理论上有     

试论洗钱罪的立法完善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 ,结合打击洗钱犯罪的需要 ,借鉴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 ,我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应将贪污贿赂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实施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本人对犯罪所得赃款、赃物进行清洗的 ,应定洗钱罪 ;在对犯罪收益没收上 ,采取混合没收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论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我国《刑法》对洗钱罪的概念、特征、刑罚做出了相关规定。但《刑法》的规定难以适应打击洗钱犯罪的现状,本文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的角度论述其不足,并提出完善上游犯罪范围的设想,以弥补立法上的缺陷。     

自洗钱犯罪争议行为分析

<正>反洗钱是维护金融安全、完善国家治理和促进双向开放方面的重要工作。《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洗钱罪中“明知”“协助”的表述,实现自洗钱行为犯罪化及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利于遏制洗钱及上游犯罪。在实践中,上游犯罪与洗钱行为相互渗透,洗钱手段不断翻新,带来自洗钱犯罪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争议。本文结合自洗钱入罪背景,对几类争议行为及分歧原因进行分析,以期为自洗钱犯罪的司法规制提供借鉴。     

司法实践的追问：审视刑罚在遏制洗钱罪中的作用

针对严重的洗钱活动，我国已在刑罚方面做出相应的立法反应，可是我国极低的洗钱判决数量与严峻的洗钱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因此，需要审视我国洗钱罪的法定刑设置。调整洗钱罪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体例之设想，虽然可以在立法技术上降低洗钱罪的法定最高刑，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之问的立法旨趣和逻辑联系。目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法律对策是审视刑罚与遏制洗钱的互动关系，充分发挥刑罚遏制洗钱的作用，同时严密反洗钱的刑事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