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理性思考

“行政学中国化”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的重心是从中国公共问题的原生性背景中解读公共性,应当体现出一种对公共性的中国关怀。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公共行政学将是“行政学中国化”可预期的学科成就。     

行政哲学的定位与架构

20 0 2年 1 0月 1 6日 ,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举行年会期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就行政哲学问题举行学术研讨 ,为 2 0 0 3年 3月即将在广西举行的行政哲学研讨会做前期准备。研讨内容主要涉及行政哲学的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研究价值以及行政哲学学科体系的框架结构等方面 ,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行政哲学的研究价值和学科定位会议认为 :自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行政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 ,行政学偏重于解决行政现象问题 ,过分地强调了实用性 ,把自己当成了一门技艺学。行政学应当深入地研究行政活动深层次的理论…     

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哲学思考

我国的行政学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而恢复和重建起来的。此后不久就有专家学者提出并关注行政哲学问题的研究。如欧阳雄飞在《中国行政管理》1 987年第 6期发表的《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一文中构建的“十字网络型”学科体系 ,其中就提出“行政管理哲学”概念。《中国行政管理》今年第 1期发表了张康之同志的《发展行政学要重视加强行政哲学研究》、杜刚建同志的《构建行政哲学体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吴刚同志的《行政哲学的定位与架构》 ,这组文章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今年 4月的首次全国行…     

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回顾与前瞻

“作为方法”是一种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方法论。在建构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引入这一方法论，有助于明确和确立主体意识、丰富和拓展研究视角、反思和重构衡量标准。在此方法论观照下，可以发现中国行政学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从“以世界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转变，即从学习、模仿、套用西方行政学理论，转向立足中国场景、突出中国问题；二是从“以中国为中心”到“以中国为方法”的转变，即越来越强调以中国为观照，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未来，我们要探讨一条“以中国为尺度”的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让中国行政学讲“中国话”，也要努力使行政学的“中国话”变成行政学的“普通话”。     

当代中国行政学基本范畴演变初探——兼论“公共行政”范畴历史地位及其理论化创新意义

本文认为,中国行政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来,围绕其学科最基本范畴的演变,大致可划分为:“行政管理”概念、“公共行政”概念性创新和“公共行政”理论化创新三个阶段。通过这一历史解读,深刻地揭示“公共行政”范畴及其理论化创新,在当今我国行政学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发展地位。     

新公共行政学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应从中得到启示,推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公共行政改革发展。     

体系、议题与方法:周世逑行政管理学术思想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周世逑先生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科恢复与发展的推动者、奠基者之一。梳理和回顾周世逑先生在行政管理学领域的学术论著,挖掘周先生的行政管理学术思想,对加快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围绕中国特色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构建、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行政学议题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践行三个方面,探讨周先生在学科体系、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论上做出的贡献,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学科传承与学术创新。     

发展行政学要重视加强行政哲学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 ,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本身就属于行政哲学的范畴 ,在这十多年中 ,我国关于行政学研究的大量成果都属于行政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一点是中国行政学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 ,它表明我们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发展道路。我们也需要看到 ,虽然中国的行政学发展有着浓重的行政哲学特色 ,但是 ,行政哲学的理念并没有被突出出来 ,行政学研究中的“行政哲学意识”还比较薄弱 ,行政学理论研究中的哲学意蕴更多地包含在不自觉的理论建构中 ,这可能会成为中国行政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 ,现在提出行政哲学研究的问题 ,自觉地在行政…     

提倡“行政文明”概念的必要性

“行政文明”这一概念值得提倡。这有几点理由 :第一 ,可反映客观的行政文明现象。人类已经积累的行政文化既包括积极合理进步的行政文化 ,也包括野蛮专横不合理的行政文化。人们感受这些行政现象 ,积累了较丰富的具体而零散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我们可以用行政文明概念总括这些认识 ,并促进这种认识的深化、纯粹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第二 ,可概括行政学研究的成果 ,促进行政学的发展。提出行政文明概念的学科意义在于 :(1)可以整合不同的行政学体系 ,以适应现代行政学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丰富的趋势 ;(2 )可以为行政学树立前瞻性的远…     

日本行政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战前的行政学在日本明治宪法体制成立之前,德国学者劳伦斯·石泰因(L．von Stein)对伊藤博文的讲课内容,以日文版《行政学》一书留存至今。明治时代,日本为建设近代国家,以西欧制度为参考,采取拿来主义,曾经将“三权分立”中的“三权”翻译为司法、立法和“行法”。值得注意的是,石泰因的行政学课程将“行法”转变成了“行政”,将支撑天皇制的官僚制组织的统治之术看作“行政”,对国内行政作了全面的探讨。     

对“治安”一词的再认识

目前,治安管理学科尚处于从准科学状态向常规科学状态过渡的阶段,而且徘徊了近10年不能作理论上的拓展、深化和飞跃,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根本原因,即警学界忽略了对“治安”这一最基本概念范畴的研究和思辩。 万物皆有本源。任何一门学科必须首先研究其学科的逻辑起点,即该学科的本源,如“法”之于法学,“犯罪”之于犯罪学,“管理”之于管理学,“行政”之于行政学等等。这些学科无不对这些最基本概念作出明确的理性界定。“治安”对于治安管理学而言,就是这门学科的本源。因而,必须对其作出明确、科学、理性的诠释。公安高等院校统编试用教材《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公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在阐释“治安管理”的概念时开宗明义——“治安管理”即治安行政管理的简称。笔者认为,为了正确理解“治安管理”这一概念,首先应弄清楚“治安”这个词的含义。笔者结合教学实践,把有关“治安”一词的思考,撰之以文,与同仁们商讨。     

徽学的学术基础与研究对象

作为学科概念的“徽学”,在20世纪0年代就已经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徽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内涵的认识也越越迫切。《探索与争鸣》开展对徽学的论,既适合了这一需要,也是把徽学作新的学术生长点推向学术界、引起学术注意的一个很好的举措,前面各期所刊的文章都给我们很有益的启迪。200,我曾经在《徽学》“发刊词”里表述这样的认识:徽学“是以大量的徽州文与文书以及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以史上的徽州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进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因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徽学研究的学术思路做法。徽学的学术基础以地名“学”的学问并…     

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重建奠基领跑

1982年1月29日,夏老在《人民日报》发表专文,发出了《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呼吁。这一声呐喊,打破了30年中国行政学的沉寂局面,恢复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今天,在纪念这篇在中国行政管理学科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文献发表3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夏老的学生,我为夏老对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做出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而感佩至深,事实上,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重建和发展的过程中,     

治安学基本范畴的思考与确认

长期以来 ,我国治安学界习惯于将“治安”、“治安管理”和“治安行政管理”视作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所以 ,在治安学、治安管理学和治安行政管理学的界定方面 ,也出现也相应的模糊化和非统一化的特征。如果我们不能科学地界定这些基本的理论范畴 ,必然会影响和制约治安学科和治安管理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历史行政学或历史公共管理学及其他:国家治理研究的历史之镜北大核心CSSCI

由于当代和历史的共通性与共同性、内在联系、历史会影响当代以及当代也会变为历史等诸多原因,可以认为“当代即历史”或“任何当代都是历史”。为此,在当代行政学、扩展了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必要纳入历史研究路径,发展系统的历史行政学、历史公共管理学子学科。发展历史行政学等,既是发展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和世界意义上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派的需要,是发展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文明和治理文明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的需要。历史行政学等对历史的研究维度有作为资料的历史、方法的历史、透镜的历史、对照的历史、参考的历史、当代因素的历史、文明延续的历史和超越对象的历史等多个维度;并且需要从研究团队、教学教材和学生培养体系以及学术共同体等基本路径入手。但是,历史行政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绝不能简单复古,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且超越历史,必须坚持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必须坚持久久为功及切忌一哄而上等原则。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成立

“妇女蛐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成立暨妇女蛐社会性别学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15-19日在云南省委党校召开。此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三十余所高校、二十余家科研机构及妇联的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共计一百余位参会。云南省委党校、云南社科院、云南省妇联、云南民族大学等部门的领导到会祝贺并致辞。妇女蛐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是以“发展中国大陆的妇女蛐社会性别学学科”课题为基础而构建的一个全新项目。在会上,天津师大杜芳琴教授对“发展中国大陆的妇女蛐社会性别学学科”课题做了总结,并由网络筹备委员会对一年来的各项工作进行…     

寻求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突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的研究已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道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顾本学科在国内这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的发展历程,评价学科发展的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描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展望发展的未来,以有助于推动中国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突破、新发展。一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治学与行政学在我国的恢     

“过程”与“生成”:公共行政的未来指向

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价值中立的，政府所有规范性的主张都必然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政府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开展行动。然而现代公共行政被“制度-技术”的复合框架牢牢固定，变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道德景观”塑形过程，这直接导致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成为了主流的行政形态。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以失去可能性为代价换取现实性，这导致行政系统在对“目标”的追逐中逐渐被异化为失去道德和生机的机器。公共行政需要从强调“生成”的传统中突围，转向建构一种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以行政伦理学替代行政管理学为“第一行政学”，强调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是根据情境对决策中诸种终极价值作优先性排序。中国因自身的德治仁政传统而在建构“过程”行政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转变为学术、学科和话语优势。     

行政哲学的限域

行政学如何中国化 ,是中国行政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行政学基本理论的思考和深入研究 ,其中行政哲学研究的薄弱已经成为中国行政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加强行政哲学探讨、强化行政学理论研究 ,已经成为彰显行政学学科独立品格的关键所在。《中国行政管理》一直关注着行政哲学研究的进展 ,并开辟专门栏目邀请相关专家进行探讨。本期CPA专栏中特推出《行政哲学》专栏 ,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虽然学者观点各异 ,但我们愿以此来推动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引发学者的进一步思考。何颖教授的文章对行政哲学的内涵进行界定后 ,进一步分析了行政哲学与哲学、行政学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 ,行政哲学的定位需要从层次、性质两个角度考虑 ,这也相应地决定了行政哲学的限域。乔耀章教授提出了行政学的中国化问题 ,他认为在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 ,应当从行政哲学入手。行政哲学直面的是行政理论、行政实践和行政实际 ,这些层面体现出行政哲学在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反思、批判和创新的功能。幸强国教授认为行政哲学是在行政实践的背景下对行政目的、行政伦理和行政决策的理性思考。文章着重诠释行政哲学的实践定义 ,指出了行政哲学的实践定义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唐克军博士指出 ,行政公正即是以公共利益为依据 ,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为前提 ,均衡各种利益的过程和结果。这种理念以权利为基础 ,它否定了我国传统的义务趋向的行政 ,为我国推行服务型政府和参与型行政奠定了观念基础     

跨学科研究：加快我国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

作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政府公共管理活动具有非常大的复杂性和广延性。它着眼于整个社会，遍及整个国家，包括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等多个环节，包含组织、人事、经费、物材等多种要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公共管理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行政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与综合性。准确把握行政学的学科属性和发展特点，针对我国行政学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大跨学科研究的力度，对于推动我国行政学学科发展，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