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程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要构建一部较为完善的刑事程序法,立法部门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刑事诉讼立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做出适当的平衡,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任意的侵犯。为此,立法部门需要认真考虑刑事追诉权与司法裁判权、执行权与裁判权的分离与制衡问题,维护被追诉者一的     

国家权力界限论

作者认为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国家权力只限于法律明确赋予的范围,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国家机关不得行使;而公民权利则不同,凡法律未明文禁止的,公民都有权利行使.在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同行政机关制定法规、规章的权力之间,凡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构组织制度、国家根本经济制度政策和财政收支以及国防外交方面的内容,不宜由政府立法或决定,政府立法(法规)范围只限于授权立法和为实施法律立法以及有关纯粹行政管理事务的立法。本文还论述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界限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人权保障视角下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刑事诉讼法》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做出适当的平衡,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任意的侵害。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对犯罪打击的强度和便利,对于人权的保障总是跟不上世界的步伐。此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适度强化惩罚犯罪手段的同时,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方面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作为受到《刑事诉讼法》规范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也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限制与扩张,贯穿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主线中。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也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     

以权利制约权力——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基本权利立法实践的发展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2010年如期形成,标志着法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保障公民权利的最重要的制度手段。从政策调控到法律体系——这一公民权利保障途径的变化,正是改革30余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快速立法的社会背景及深层原因。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律保障权利,又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法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整合。当下,继完成民生立法的工作重点后,未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注点应转入公民有序参与的政治权利领域。     

检察权监督行政权的空间及路径选择

正检察权与行政权是在我国宪政体制下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两种独立的国家公权力联接的节点就是"监督"。"没有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1]检察权本质是法律监督权,监督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行政权是执行国家法律实施的权力,具有扩张性、膨胀性。在当今,行政权往往伴随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容易异化为侵犯公民权利、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因此,为保障法律正确实施,保障行政权在法治轨道运行需要检察监督。     

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宜用禁止性规则

虽然各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实际上有两种规定方式,一是采用禁止性规则,二是采用授权性规则,但从理论上分析,宜采用禁止性规则.从宪法学上来讲,禁止性规则符合宪法乃授权于国之法、权利先于宪法、宪法控制权力的观念;从立法学上来说,禁止性规则更能表达防范国家权力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目的;从解释学上来看,禁止性规则能够消除"宪赋人权"的误解.     

公民宪法权利在侦查程序中的实现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侦查程序的运作密切相关,侦查作为常态社会下最深刻影响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运作方式,极易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权利,导致影响宪法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阻碍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妨碍刑事诉讼任务的完成、降低刑事侦查的效益、妨碍相对人其他权利的行使等不利后果。完善相关法律,培养公民宪法意识,提高侦查人员宪法意识,加强侦查管理、切实贯彻实施法律,严格违法官员惩戒制度、强化律师辩护职能等是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不受侵犯的有效对策。     

高校学术腐败犯罪原因与防控对策研究

学术腐败犯罪是在学术活动领域中，拥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个人或集体为谋取个人私利或小集体利益，违反学术道德，违背学术良知，实施权力交易或者权力滥用，严重侵犯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腐败犯罪的本质属性是学术权力物化。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高校学术权力交易性、高校学术权力庸俗化以及高校学术权力垄断性等四个方面是高校学术腐败犯罪频发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建立学术与行政相分离制度，完善学术信用体系，建立法律惩戒机制等措施，能够对高校学术腐败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发挥积极作用。     

附条件逮捕制度批判

附条件逮捕制度是近年检察机关出台的一项审查逮捕改革措施,其核心是将原本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该制度违反《刑事诉讼法》第60条之规定,违背程序法定和刑事司法解释的原则,背离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不符合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该制度难以避免逮捕适用的扩大化和超期羁押现象。从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任意扩大适用范围、撤捕比例高、违背程序现象严重、不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办案质量等弊端。实施附条件逮捕制度只会扩张检察机关的逮捕权,而不会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建议立法机关对附条件逮捕制度进行审查,并通过相关程序修改或废止这一制度。     

行政担保的民法视角探讨

民法是现代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法律。在最基本的法律制度上,行政法借用民法的概念与制度时不应改变私法主体既有的行为规范,以免社会无所适从。担保制度运用于行政法,形成行政担保不仅可行而且合理。行政担保与民事担保共用担保的一系列制度,可以建立起行政法与民法之间的桥梁,使各种不同的权利之间具有相互比较的基础,也可以节约大量的立法资源,避免一些潜在的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Expediency,Legiti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 Systems Perspective on Civil/Criminal Procedural Hybrids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quantity of UK legislation has introduced blended or ‘hybridised’ procedures that blur the previously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egal processes, typically on the grounds of normatively-motivated political expedienc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instances of procedural hybridisa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at, first, the reliance upon civil law measures to remedy criminal law infractions can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second, that such instrumental criminal justice strategies deliberately circumvent the enhanced procedural protec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By conceptualising the rule of law as a structural coupling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and due process rights as necessary and self-imposed limitations upon systemic operations, this paper employs a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ritique this balancing act between expediency and principle, and querie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legislation contravening the rule of law can be said to lack legitimacy.     

刑事诉讼法上的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原则上禁止类推解释,尤其是相似条文之间的类推解释;只有在有利于被告的前提下,才允许事实比较意义上的类推解释。但在刑事诉讼法上,即使承认程序法定原则,也只是禁止扩张国家权力的类推解释,而不应禁止保障国民权利的类推解释。     

没收违法所得的合宪性分析——基于德国刑法上特别没收合宪性改革的启示

没收违法所得是不是行政处罚或刑罚,并不取决于采取总额原则还是净利原则,还需要从其目的上进行判断。财产权属于法律上形成的基本权利,立法机关在确定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时享有形成自由。违法所得不属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由此也否定了没收违法所得的制裁属性。无论刑法上还是行政法上的没收违法所得更多的是一种矫正不公平财产秩序的措施,与民法上不当得利返还的理由类似。当然,立法在规定没收第三人的获利以及没收前是否对受害人进行退赔时,涉及到对第三人和受害人的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应当进行合宪性分析,避免对其私有财产权构成侵犯。     

论刑事司法权利的宪法保护

公民受刑事追究时享有一系列程序性权利 ,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属于基本人权范畴。此类权利应当具有防范国家司法权力侵害的防御功能 ,因此仅仅通过刑事诉讼法予以确定和保护是不够的 ,还应当由宪法加以确定和保障。保障公民的刑事司法权利应当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内容。借鉴各国宪法的规定以及有关国家宪法实践 ,我国应当完善公民刑事程序权利宪法保护。     

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其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比例原则保护的是一种相对权利,审查的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问题,不可克减的公民权利以及目的正当性不在其适用范围内。比例原则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功能,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在民法、刑法等部门法中普遍适用,理应回归行政法这一固有领地。为适应国家任务的多样性,比例原则在关注侵益行政行为的同时,也应当向授益行政行为和互益行政行为的领域拓展,但“最小侵害”的严格标准和“法益均衡”的目标追求,决定了其主要用于规制常态意义下的行政权力行使,在紧急状态中的适用要受到一定限制。     

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探析

行政机关自觉运用法治思维行使紧急权是紧急状态法治化的内涵,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和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运用法治思维有助于真正实现紧急权的价值功能,有助于约束紧急权的行使和保护公民权利.在紧急权行使中运用法治思维就是在采取紧急措施限制公民权利时,应综合运用紧急性思维、必要性思维、平等思维、核心基本权利不可克减思维、信息公开思维等进行分析判断.因此,完善紧急状态法制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加强对应急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是指导紧急权行使的法治思维形成的必要条件.     

契约精神与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兼评《保险法》第54条与《刑法》第198条规定之冲突

民刑冲突是法律冲突的表现之一,其困惑在于法律适用上的难以选择。总结民刑冲突现象有两种:一是涉嫌违法或犯罪的民刑交叉案件;二是合法与犯罪截然对立的民刑冲突现象。民刑冲突现象的产生原因关键在于平等的个体于内在理念上的冲突:即,民法的个人权利保护与刑法的社会利益保护的不同价值取向所至,也是契约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民法优先”是契约精神在民刑冲突的法律适用中的必然选择。实践中应具体考量社会公正、功利主义、社会效益、从严解释四个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