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研究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已成为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得以实现和侦查人员免受起诉的保障机制。鉴于侦查讯问中不断出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侵犯的案例,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在本国制定了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大幅度地减少了侦查讯问中的刑讯逼供行为,极大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我国应当完善立法,健全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论中国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侦查讯问是法律规定的一项侦查行为,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在庭审中是重要的证据之一。通过讯问可以很快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查获证据,降低侦查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侦查讯问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侵害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破坏了刑事诉讼自身的价值要求,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笔者就我国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享有的权利进行了归纳;分析了我国讯问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国外犯罪嫌疑人在讯问阶段享有的权利做了一定总结;最后提出完善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几点建议。关键词: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探析

侦查讯问录音录像既有利于保全、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杜绝翻供,更有利于规范侦查讯问行为,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规定,但我国尚未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作出明确的规定,应当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予以修订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中侦查讯问与沉默权的再修改

侦查讯问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侦查讯问方面应确立讯问前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严格讯问时限并规定不得夜间讯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权利,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超期羁押的责任,同时引入沉默权制度,确立默示沉默权。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我国“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的构建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条;被视为我国刑事立法进步的标志之一。而与此同时,各地频频报道一系列冤假错案,对司法权威及公信力构成极大的挑战。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现象;而这些非法讯问手段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的弊端;为此,必须构建"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主体地位,以此来制衡侦查人员的讯问手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试论讯问中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犯罪嫌疑人所处的诉讼阶段特殊,因此其权利保障也为法学界所关注。本文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进行了归纳,分析了我国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提出了完善讯问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几点建议。     

论讯问程序的独立价值

现代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以及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讯问程序带来了巨大挑战。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下,讯问程序主要是为侦查过程提供主观证据,却忽略了其独立的价值。讯问程序可以提高诉讼效率、深挖犯罪事实、帮助认罪伏法,同时侦查人员可以在讯问中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从而为定罪量刑以及研究犯罪规律提供依据。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看,讯问程序更可以保障其诉讼权利。     

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简论

近年来 ,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不仅越来越受到诉讼法学界的关注 ,成为讨论的焦点 ,也日趋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而进一步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中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是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可以归纳为防御性权利、救济性权利和推定性权利。     

论我国“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的构建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律,被视为我国刑事立法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各地频频报道一系列冤假错案,对司法权威及公信力构成极大的挑战。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现象。而这些非法讯问手段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的弊端。为此,必须构建"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适当的沉默权,落实律师辩护权、确立律师值班制度,完善并强化检察监督,限制讯问时间,完善录音录像制度、提高讯问程序透明度等,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主体地位,以此来制衡侦查人员的讯问手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论刑事诉讼财产异议制度之建构——以刑事侦查阶段之财产权保护为视角

由于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被追诉人财产权利存在冲突,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诸多措施极易侵犯被追诉人的财产权利。借鉴民法和民事诉讼中关于财产权保护的相关制度,通过有选择的改造,从实体权利构建和程序制度保障两方面,建构刑事诉讼中的财产异议制度,以期对被追诉人之财产权起到切实的保护作用。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侦查程序若干问题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查明犯罪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从侦查程序的上述两个目的和两种基本价值的协调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两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应当围绕保障侦查机关有效执行侦查职能和确实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两个目的,从刑事立案、侦查行为的实施、侦查权力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等方面进行修改与完善,以保证侦查权的有效、正当行使。     

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研究

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有必然权利和应然权利。必然权利是其作为人所固有的权利,如人身权利、人格尊严权,在刑事诉讼中重点表现为沉默权;应然权利则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的程序类权利,如辩护权,申诉控告权等。沉默权规则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不受非法侵犯,也能提高一般侦查人员在犯罪嫌疑人心中的认同感,使得讯问双方有了一种相互的尊重,供述也获得了一种新的诚实性和可靠性,翻供的几率也就会大大降低,犯罪嫌疑人自己认罪还可以大大降低诉讼成本。     

在刑事侦查中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化建设——以人权保护为视角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特殊地位致使其各项权利极易受到损害。探讨被讯问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借鉴国际上先进经验,确立沉默权制度,完善侦查讯问的程序规定,设立非法证据排出规则,对于保护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对于提高我国人权保护的水平,实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现场勘查中心理痕迹的分析与运用

犯罪现场的任何痕迹物证,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犯罪嫌疑人一定的心理痕迹。现场勘查中在重视物质痕迹的同时,注意认真分析、研究犯罪嫌疑人的的心理痕迹,对于确定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具有重大意义。     

论讯问在刑事侦查中的价值再定位

传统的讯问是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手段,它提供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信息,是我们破获案件、查清犯罪事实的重要依据。但随着刑事侦查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一些高科技仪器的运用,加之国际上对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呼声的高涨、无罪推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及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等配套制度的引进,给讯问的传统价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现代刑事侦查中,讯问程序应是犯罪嫌疑人充分进行辩解以及与侦查机关进行理性和平等对抗的程序;应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制宣传和帮教转化的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研究——以遏制刑讯逼供为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是被讯问者面临的风险。而刑讯逼供并不体现为身体上的折磨,而应是讯问者形成假设和对被讯问者行使权力的结合体,为实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标,在我国,必然合理构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体系,其内容包括:1.实现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2.将我国现行的“由口供到物证”侦查模式转换成由“物证到口供”的模式;3.在讯问程序中注入人文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信念;4.立足本国的国民性,合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自白”。     

侦查中的讯问：整体功能与阶段差异——基于实证的研究

通过对抽样案卷所反映出的侦查机关在犯罪嫌疑人到案前后取证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讯问的过程与结果对于侦查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线索功能。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初、被羁押之前这一阶段的讯问频率与时间长度都能够反映出这一阶段上讯问之于侦查的重要意义。而对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的讯问所具有的侦查线索功能则显得较弱，特别是其被拘留或逮捕后24小时之内的讯问更多的只具有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功能。     

再论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

被害人享有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不仅是公民宪法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而且符合法理和诉讼平等的要求 ;它不会影响逮捕功能的正常发挥 ,也不会影响控辩平衡 ;相反 ,被害人享有对不批准逮捕决定的申诉权是其诉讼主体地位的体现 ,也是侦查阶段加强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必然要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逮捕程序运行现状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北京市率先试行附条件逮捕程序的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印证了附条件逮捕程序有利打击犯罪、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制度优越性的同时,也发现该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界定不明确、侦查机关重视不足、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等问题,亟需采取相应举措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