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法律语言准确性应注意的问题

法律语言是法学和语言学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法律 ,作为法律语言所要表述的内容 ,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要求高度准确 ;语言 ,作为法律的一种载体 ,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 ,也同样要求高度准确。因此 ,准确是法律语言的灵魂。本文试从九个方面探析确保法律语言准确性应注意的问题。     

从立法工作看法律语言规范化

语言作为法律载体，它的规范化使用是立法、司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强调法律语言的规范化，是基于3点认识：法律语言规范化的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     

规范技术和语言权力——语言在法律中的意义

语言之外不存在法。只有通过语言,观念形态的规范才能被深深地镶嵌到国家政治制度的架构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律之治正是借助于语言的社会功能来实现的。语言是法律传递价值的手段,并形成法律的概念和逻辑,从而为法律提供特有的思考手段。但是,由于语言本身存在某些缺陷,使其无法完全满足法律表达的需要;加之,语言的界限就是人类认识的界限,以语言表达的法律必然出现“理性不及”的状况。因此,必须以司法者的语言技术克服立法语言的表达困境,这是法律解释之必要性的最充足理由。     

论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制约

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制约是关系侦查权力是否滥用的一个最主要的命题,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权力的无限扩张,导致了对公民宪法性权利的侵害,对犯罪嫌疑人的无限期的羁押制度也迫使人们对侦查权力进行反省。因为权力的本性而扩张使各国的政治制度都存在分权之理论设计,对权力的限制和防止其滥用不是＂监督＂,而是通过权力来制约权力。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仅仅从＂法律监督＂来改革是不会成功的,侦查权力的限制必须通过合理的内部＂分权＂来实现。     

家族与村庄权力分配——基于江西省W村的个案调查

家族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本文试通过对一个村庄的个案调查,运用社会学的手段和方法,采取统计调查、实地研究、个案访谈、文献研究等研究方法,引出家族与村庄权力分配格局及其走向。     

对我国破产财产分配顺序法律规定的反思

新《破产法》实施之后,破产法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立法中的许多不完善,企业破产中的关键问题—破产财产分配顺序问题就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破产法立法价值着手,就此问题在立法上的规定以及实务中暴露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反思。     

证券监管与权力资源的再分配

各种违法违规现象的久治不愈始终是阻碍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面对外界执法不力的批评，证监会的一个抗辩理由就是，法律对其授权不够，缺乏强有力的执法手段保障，因此才导致了执法效能的低下     

民事法律立法语言失范问题检讨

民事法律立法语言失范是指民事制定法的语言表述违反语言科学规律和相应规则,造成语法错误、语义分歧、逻辑失恰、分类混乱、风格失调、混合交叉等多种谬误。立法语言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立法表达技术的轻视和立法程序设计的不足。立法语言失范降低了制定法的质量,给立法活动、司法实践、法学教育、普法工作带来现实的困难与危害,损害了制定法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同时对语言科学的发展造成破坏。立法机关应当设立立法语言审查机构,清理失范的立法语言,为新法制定设计立法语言前置审查程序,在每一部法律草案提交审议前先行作出立法语言审查,保证提交审议的法律文本语言正确,能够充分表达立法意图。     

法律语言研究应当强化立法语言的审校服务

法律语言研究应当以立法语言为重点，数据库的建设应当以直接服务于立法活动为主要功能。法律术语产生的规则以及术语界定应当包括创设新的法律术语、吸纳改造其他行业术语、借用民间现成的日常语三种情况。立法语言的条款句式规范应当侧重于明确规范的对象、确定主体的资格、设定权利义务、规定救济手段与罚则四个方面的应用研究。     

浅释立法与司法矛盾中的法律精神

法律反映了所在社会的精神,实在法和理想法的差距体现了人类对美好制度的终极追求,立法和司法的张力表明了法律的不断自我完善,西方两大法系都以自身的方式去探索、协调法与法律的关系;立法在符合一定社会形态的同时,又要同媚俗做经常性地斗争,司法在此不仅仅是实践立法的具体而烦琐的工作,更是完成立法所追求的诸多法律价值的最终的利器。无论在哪种社会里,法律由纸面规则而成为人们实际活动的指引这一过程中,道德因素无疑发挥了它亘古不变的作用。正确看待立法与司法的差距,是成熟的法治社会心理表现。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     

立法权的内在限制——一种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

立法权的限制是宪政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权力形态的立法权 ,其出现及其发展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因而 ,对“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就应当作历史的考察 ,在厘清“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蕴含的深厚意义的前提下 ,才能探讨“如何限制立法权”这个进一步的论题。从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探讨立法权的限制 ,有利于厘清立法权限制的另一个维度 ,即内在限制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立法权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结合。     

论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分离——中国违宪审查权的困境与出路之思考

违宪审查权本质上是一种高于或独立于立法权的权力,它的主要功能是监督立法和实现宪政.违宪审查权有三种模式,即由最高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由专门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和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兼立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相分离的前提是宪法与法律的分离.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相分离,并由不同的权力机关来行使,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中国违宪审查权面临着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的困境,改革的出路应该遵循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相分离的路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公诉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与衡平

公诉权和司法权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权力,在本质上具有同源性,都是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变体。但同时二者又具有异质性,二者不能简单在国家的名义下而结合,这是与制度设计者或立法者的原意不相符合的。因此,必须理性地对二者的角色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定位。因为这决定着刑事诉讼的良性运作乃至法治国的形成。从哲学的视角通过冲突——衡平的方法论对我国公诉权与司法权关系进行透视和分析,以异域的法制为借鉴,或许可以找到一条现实的可行路径。     

司法权的人民化建构研究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权和司法权的建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西方国家沿着司法权的法治化发展方向不同,我国走向了一条突出人民权力的至高无上性建构司法权的道路。这一人民化建构方向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和后遗症。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与后遗症,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的深化,可能不无积极意义。     

基本法之下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制衡

在香港基本法下,立法会和行政长官之间的"制约和平衡"是互相联系的,附件二还为立法会规定了一个独特的投票机制。除了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平衡之外,基本法第七十三条还规定了立法会对政府的其它制约。香港现时的三权制衡体制较像英式,而不等同于美式的三权分立,它与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并没有矛盾。     

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

警察权存在的正当根据在于维护社会治安 ,其行使应遵从公共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原则。我国现有的警察权设置具有垄断、广泛、重大的特征 ,对此应通过分权实现对警察权的限制 ,将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分立 ,行政警察内部再根据职责分工进一步分立。警察权的合理构造有赖于侦羁分离和侦鉴分离的实现 ,需要强调控辩平衡和司法审查 ,以最终符合刑事法治的要求。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