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之出路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一直处于令人担忧的境地。国家虽然在各个方面对此问题均作了不少的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结构中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因此,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出路在于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相对平衡。     

辩护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后程序的法理思考

以法院庭审为界限,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前程序,庭审之后的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后程序。这样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辩护律师开庭前后的诉讼活动进行区分。应将辩护律师在休庭后择日宣判、一审判决送达后到上诉程序启动前以及死刑复核等阶段的诉讼活动纳入到刑事审判后程序中,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探究这一程序中辩护律师介入的立法缺陷、具体路径以及实践操作等层面的问题。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实证研究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程度,对有效地发挥律师的作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发展和完善司法制度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对S省的实证研究发现,侦查人员的保障理念有了较大的进步、会见的程序规定基本落实、会见的条件有所改善,会见量也呈明显上升趋势,但依然存在限制会见的情形、辩护律师的知情权与意见表达权不受重视、律师与办案人员之间沟通不畅等问题。     

刑事辩护律师与正义的实现

刑事辩护律师应忠实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承担服务于法律和正义事业的责任.但是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只能维护"部分正义",这体现了程序正当与实体真实的矛盾.本文通过辩护律师与法官职责的对比、理论基础的分析来论证这一观点,并从维护被控人权益、实现控辩双方平衡、保证律师职业独立等角度探讨了这一观点的实践意义.     

论刑事辩护律师的证言拒绝权

刑事辩护律师的证言拒绝权是指辩护律师因保守职业秘密而在刑事案件中享有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这既是维护被控人利益的重要权利,也是维护程序正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在我国确立刑事辩护律师证言拒绝权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证言拒绝权的内容进行了初步构想。     

论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是辩护律师,那么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有没有调查取证权呢?对于这一问题,按照文理解释会出现三种解释,不能实现法律解释的功能,弃文理解释而择体系解释,纵观《刑事诉讼法》全文,可知后一说法更可取,立法者不修改此条文,别有他意。     

关于辩护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的思考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多个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改和补充,这就给司法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辩护制度的修改给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针对新《刑诉法》实施之后辩护律师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影响以及侦查机关的相关对策进行阐述。     

对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人身检查是一种重要的侦查取证手段,在实践中容易侵犯被检查人的身体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刑事人身检查的法律属性应为强制措施。完善我国刑事人身检查制度应规定人身检查的原则、身体检查的种类和适用条件、赋予被检查人员应有的诉讼权利、建立对违法进行身体检查所取得证据的排除规则以及样本销毁制度。     

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宪法分析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宪法辩护权原则的重要内容,是以平等权为基础的制衡性权利,是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该权利的有效行使,对全面收集证据、保障控辩平衡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刑事诉讼法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性缺陷及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使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面临诸多限制,形成了律师调查取证难及风险过大的难题,不但背离了宪法的相关原则性规定,也导致了刑案辩护率的持续下降。从立法上完善律师刑事辩护调查取证权,有助于宪法辩护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有效实施,有益于推进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制度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阶段辩护律师核实证据制度存在法律规定不明,标准不一,辩护律师积极性不高等弊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被追诉人仍然为证据信息的主要来源,公权对私权的不信任,控方证据垄断等。借鉴域外刑事司法经验——突出被追诉人作为程序主体的基础上,兼顾保护其他合法权益的目的。进而提出构建以核实为原则,以不核实为例外的核实证据制度;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负面清单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实证据配套机制等完善路径。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危机管理中政府话语权探析

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增长,诸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重大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在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话语权的把握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不仅直接影响着危机事件的性质、发展方向及解决途径,同时话语权的掌握还可以减少或避免政府舆论引导过程中的缺陷和偏颇,化解危机事件,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关于自然人死后是否还有人格权,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几个典型案例入手,对这种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自然人死后,人格丧失,人格权也随之消灭,但其人格利益却依然存在,并且其无论是对死者的近亲属还是对社会均有着重要意义,因此需要保护.本文主要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依据,保护的内容、主体范围、期限等方面对此问题作了论述.     

知情权浅析

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知情权这个前提实现了,才谈得上有序的、有效的公众参与,才谈得上政府和民众的沟通、互动,在我国,以宪法、法律形式对公民知情权加以保护很有必要。     

保障被害人起诉权的若干问题研究

为全面和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自诉程序中,应加强对被害人举证不足案件的国家干预,放宽自诉案件的立案证明要求,证据的"足够"和"充分"程度应是被害人实现胜诉权的要求,不应成为实现起诉权的要求.在"公诉转自诉"案件中,完善向被害人及时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保障被害人行使起诉权.被害单位在公诉程序中若不能依法实现控告权,也应允许同被害人一样转向自诉程序.     

论生命权刑法保护的基本原则

对于作为公民最基本权利的生命权的刑法保护,除了应遵循一般的法律原则外,尤其应当强调生命至上原则与平等保护原则。前者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是在观念层次上,立法应当体现出对生命权在权益阶梯中的至上性;其二则是在具体的罪刑设置中,切实实现对生命权尽可能完备的保护。对于生命权刑法保护的平等原则,问题更多存在于司法之中。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方向和具体目标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论我国个人信息权的刑法保护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新罪名,揭开了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序幕。我国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立法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犯罪主体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大;犯罪客观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定刑配置方面需要区别对待。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根基与诠释

当今学术界对无限防卫权的概念与特征存在不同认识,有人甚至建议取消这项新规定,这种争议其实都源于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本位的认识模糊。刑法规定无限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包容关系,无限防卫权除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的基本特点外,还应该有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对无限防卫权的权利根基进行探究,并对其在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含义进行诠释,对正确理解无限防卫权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隐私权保障机制研究

隐私权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公民隐私权遭到侵害的威胁更加突出,如何加强隐私权的保障也成为各国关注的课题。而本文立足于日本关于隐私权保障的有关判例以及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状况,对日本隐私权保障机制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对我国隐私权保障的问题等作了简要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