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新浪漫主义”

五四时期，以创造社为代表在文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主情浪潮，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其实，创造社的创作与其说师法于西方，不如说更接近于日本文坛热捧的“新浪漫主义”，而厨川白村对于“新浪漫主义”的界定和阐释对创造社最具影响力。     

从吴浊流的创作看风格对文学的影响

大凡成熟的作家,总是以独具风格的创作,丰富喷红吐翠的文学苑圃。在台湾新文学中,吴浊流是一位文名昭著的作家。他不仅以其文学主张和社会活动为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创作风格鲜明的作品为新文学园地增添光彩。然而,他的创作也反映了台湾新文学某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具体地说,作家风格的形成固然是促进文学     

赖和:鲁迅的精神镜像——《过客》、《前进》及其周边

<前进>是台湾新文学初创期卓然鹤立于台湾文坛的优秀之作,它深受鲁迅<野草>的影响,是赖和在"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之后苦闷与彷徨的产物.<前进>中氤氲着的与鲁迅<影的告别>、<过客>等散文诗篇极为相似的情绪与气氛,正表明赖和与鲁迅的思想交集.     

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钟理和论

钟理和,这位台湾乡土作家的杰出代表,正在受到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注意。他的八卷充满辛酸血泪的作品,在台湾近年来繁荣而又嘈杂的文坛上,独秀一枝,令人瞩目,以至形成“钟理和热”。台湾评论家称他为“台湾作家群中的一颗慧星”。祖国评论界也公认他是“台湾著名爱国作家”。可以肯定,在我国新文学的长廊中,钟理和自当无愧地列身其中。他的精神、人格、作品鼎足而三,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 钟理和祖籍广东省梅县,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台湾屏东县的一个小康农家。他的童     

青年产业工人与新文学群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学消费观念的转变,饱受争议的"打工文学"逐渐被社会及主流文坛认可乃至肯定。从称谓的改变、成立产业工人作家组织、城乡二元体制下外来青年产业工人的写作探索与尝试、精神引领到主流文坛关注,都凸显出"打工文学"和"打工文学"作家的更新换代。新产业工人文学新潮,也诞生了新文学群体。本文从全国的视野框架中去思考,从文学庞大人群的文学消费基数去考量青年产业工人这一新文学群体,探寻这一新文学群体的来源、身份特征及其草根写作,以证其生命力、社会影响力以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宋泽莱小说艺术散论

近年来,台湾文坛出现了一批创作风格鲜明的新乡土作家。他们着力描写乡土人物,再现台湾典型的社会环境,洋溢着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体现了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趋向。宋泽莱就是其中一位令人注目的青年作者。宋泽莱,台湾省云林县人,1952年生。在台湾乡土作家中,宋泽莱的创作堪称独特。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试评〈打牛湳村〉》中写道:“他似乎一直在尝试着不同的创作路线和形式。”这个评论确切地概括出宋泽莱的创作个性。他的创作既没有滞于     

评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

1986年12月,台湾文学界杂志社出版了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下文简称《史纲》)。这是光复后40年来台湾第一次出版台湾文学发展的史书,即刻引起文坛注目,批评迭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笔者也试图呈一孔之见,借以抛砖引玉。中国结与台湾结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成为台湾文坛的敏感点。实际上,这两种意识之争几乎伴随着整个台湾新文学的进程,如台湾新文学发轫期关于台湾话文之争;70年代关于乡土文学的论战,80年代关     

龙膺与湖湘屈原文化

龙膺的一生,始终以屈原"枌里(故里)后生"自居,对屈原崇敬有加。他自觉以屈原、宋玉为楷模,结合自己坎坷的仕宦经历,在诗文中尽情倾吐人生的屈怨骚情;他将屈原的行事为人、文学境界作为一种标杆,来评论文坛现象,论诗衡文。龙膺的思想,是在不同的"国家"理念背景下,调和了屈原人生矛盾的产物。     

评叶石涛对台湾文学继承与发展传统问题的见解

在一次座谈会上,台湾作家彭瑞金说到:叶石涛的文学活动,“横跨两个时代,可以说亲身经历了中国新文学在台湾萌芽、成长、蜕变的整个过程”,是“唯一在从事小说创作之外,又长期不断地从事评论工作的特例。”所言不虚。叶石涛的文学生涯始于四十年代,步入六十年代中期之后,即侧重研究台湾省籍作家小说创作。他的论     

中国新文学思潮脉络在当代台湾的延续

中国新文学的某些思潮脉络在当代大陆文坛其势不彰,或断续小整,在台湾却延续下来甚至有较大发展,因此缺少台湾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将是脉络断裂、残缺不完整的。本文梳理了"一民主义文艺"、"自由派"和"人的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和乡土文学等在当代台湾的延续和发展,认为将它们纳人研究视野和文学史书写中,才能勾勒中国新文学诸多思潮脉络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完整图像,并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和经验得以全面地呈现。     

“江南才子”朱光

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著名的文化艺术家。在上海,他是创造社和南国社成员;在红四方面军,他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在延安,他参加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他主政齐齐哈尔、长春、广州三市,政绩有口皆碑。     

“江南才子”朱光

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著名的文化艺术家。在上海,他是创造社和南国社成员;在红四方面军,他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在延安,他参加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和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他主政齐齐哈尔、长春、广州三市,政绩有口皆碑。     

郭沫若的黄埔生涯

郭沫若是崛起于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文化大家,他集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诸多领域硕果累累。他是文坛巨匠,又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他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劳苦大众,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如果把他     

关于沈从文与鲁迅的几点比较

沈从文是一位有影响而又有争议的作家。鲁迅曾认为他是“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 之一(《现代中国文学运动》,见《新文学史料》78年第1辑)。然而,在我们的几种现代文学史上,对这位作家却很少提及,或评价不足。相反,国外某些评论将沈从文与鲁迅并列,则不免过犹不及。因此拿沈从文与鲁迅进行一番比较,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张我军诞生百年纪念书籍出版

台湾已故文学家张我军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他同当年一些先进分子一道，在日本统治者对台湾实施严厉镇压和怀柔同化政策的恶劣环境下，把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介绍到日据下的台湾岛内，并猛烈抨击当时盘据台湾文坛的旧文学、旧思想，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不能与中国文学分断”的主张。从而被台湾学者称为“摇篮期台湾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或“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     

光复初期海峡两岸的文学汇流

一、光复后的文化重建使命1945年10月25日,台湾在历经50多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现代台湾文学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台湾文坛在短期内即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这与台湾作家因光复而焕发的创作热情分不开,同时也应归功于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汇流.早在日据下的20年代,台湾新文学就已发轫并建立了自己的光荣传统.然而1937年以后的战争时期,台湾新文学遭受重大挫折,一些顽强的作家也只能默默地暗中耕耘.宝岛的光复,使这些作家内心充满“狂热的喜悦和期待”;挣脱异族铁蹄重获自由的解放感,久被压抑现得以迸发的祖国爱,使他们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投入建设家园的热潮中,而文化重建工作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日据时期的著名作家杨逵、龙瑛宗、吴浊流、杨云萍、王白渊以及叶石涛等,在这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如杨逵出版其文集《鹅妈妈出嫁》、《送报夫》等,先后担任《和平日报》新文学栏、《力行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并自创刊物,编印包括鲁迅《阿Q正传》、郁达夫《微雪的早晨》、茅盾《大鼻子的故事》等在内的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此外,他还积极投入有关台湾文学建设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讨论.吴浊流除了先后任职于《中华日报》日文版和《民报》外,还抓紧时间出版日据末期     

试论中国现代派小说

当今世界文艺思潮与流派纷纭繁杂,究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当推现代派为二十世纪文艺的主要思潮。它不仅盛行欧洲,波及亚洲,几乎弥漫整个世界。中国文坛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冲击。究竟这一冲击波给了中国文坛多大震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追寻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在中国文坛留下的足迹、对“五四”以来西方各种新的文艺思潮——     

台湾的“皇民文学”和“乡土文学”——读《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

台湾新文学思潮与大陆的新文学思潮是否存在共生关系,这一问题海峡两岸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大陆学者一般认为,台湾和大陆的文学本同出一源,在台湾却有一些学者极力否认两岸文学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并提出以“本土化”为标准检视台湾文学的定义、定位。《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朱双一、张羽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翔实的资料梳理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新文学的密切的渊源关系,     

郭沫若的大寨情结

你若在八、九十年代或近期去过大寨,你就会看到大寨的虎头山上耸立着“郭沫若同志纪念碑“。当你默立在这座纪念碑跟前的时候,会想些什么呢?你是否在考虑,郭沫若的出生地——四川乐山沙湾镇,虽邻近农村,但他一生的行踪甚少与农民相涉,身后怎么在山西大寨这样一个山村立起他的纪念碑啊!要知究竟,先得了解郭沫若的临终安排。那是1978年4、5月间,86岁高龄的郭老正在病危之中。这时,他对夫人于立群和身边几个子女嘱咐道:“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大寨,肥田。“6月12日,这位文坛泰斗走完了他8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国家给他举行高规格的追悼会之后,即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于6月下旬撒到大寨的层层梯田里。不久,虎头山上出现了一道人文景观:大寨人为中国文坛泰斗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