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权力演绎中的身体境遇——论福柯的现代性诊断

福柯将规训权力视为一种针对身体的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规范化训练是其核心。规训权力的演绎经历了作为"公共景观"和权威展示的酷刑、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惩罚以及知识、话语共同构筑的规训三个阶段。规训权力控制身体的技术策略包括空间分配、活动编码、时间安排、力量组合、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由此导致"全景敞视主义"的兴起和"规训社会"的形成。规训权力理论是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柯建构了"权力—身体—知识"的三维关系,以此作为权力分析的基础;福柯的现代性的诊断,意在关注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体境遇,以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并为当代身体社会学、空间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的政治互动

唐代中后期,科举制度渐趋成熟,成为读书人跻身仕宦的重要途径,此时,酝酿已久的朋党政治借科举而兴并相互影响。牛李党争借助政治权力不断对考试制度施加影响,固化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乃至干预科举风习,科举成为朝廷党争角逐的重要领域;同时,科举制度对于朋党政治的影响也日渐深入,突破了牛李两党的士庶界限,应试教育构成了仕宦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读书人的科举宦游也掺杂着党争的因素。这些现象反映出唐代中后期科举制度与重大政治事件、社会文化习俗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众文化:作为温柔的权力规训——对福柯微观权力的批判

福柯坚持微观权力论而反对宏观权力论,因为宏观权力理论实际上持经济还原论,即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是非中心化的,是一种规训。按照福柯的观点,大众文化应该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训工具。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在社会大众实际生活中的渗透性以及它与人的身体和生命活动的紧密关系。由于大众文化的无所不在性,使现代人身体的各部位及其实际活动,无不笼罩在大众文化的游戏网络之中。     

福柯的权力思想探析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揭示了权力实现方式从酷刑、惩罚到规训的演变历程,并论述了权力的运作、特征及其泛化。权力是借助于规训的微观技术和手段进行运作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权力是一种关系,具有生产性,并与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复杂的关系,权力的泛化导致了全景敞视式的规训社会的形成。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的权力思想是对传统权力观的补充和修正,关注权力对人的规训,反应了福柯对现代社会主体命运的反思和担忧。     

《最蓝的眼睛》中规训权力的运行手段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论述了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了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福柯指出,规训权力的成功源于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细细解读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试图揭穿以美国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对黑人民族进行规训,使黑人成为温顺而有用的文化规训成品的诡计,同时旨在唤起人们对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悲惨生活的关注和对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深刻反思。     

游戏陪练的审美劳动及自我商品化

随着电竞陪练师得到顶层设计的关注,其前身"游戏陪练"也逐渐步入大众视野。与传统服务业不同的是,游戏陪练运用他们的虚拟外形、声音、语言等身体资源来展示某种性情倾向以迎合、融入甚至是培育和推广顾客的审美需求,进行审美劳动。通过虚拟民族志和深度访谈,本文发现游戏陪练通过建构消费符号的文本化语境、性别策略和情境性的身体实践让自己"看上去美,听起来顺耳",以吸引顾客下单。在此过程中,他们被资本全面、深入地控制,进而使其能力、情感甚至个人都被视为原材料的一部分被陪练平台吸纳并商品化。而游戏陪练将自我作为商品在平台上出售则是受陪练平台的制度设计的推动及自我进取精神的规训。     

科举制的是是非非

科举制度使封建官僚体制成为权力相对开放的系统,为古代社会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入仕之途。科举制度一方面助长了功利主义读书观,让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名分观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又未曾破坏士人敦重宗亲、反哺乡里的情怀,成为古代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良性机制。正是因为科举制度牢牢抓住了国民的心理及行为特征,才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论福柯的生存美学思想

晚年福柯的思想发生了转向,由前期关注权力问题转向了后期的"生存美学"。在福柯的生存美学思想中,除了关怀自身这一核心内容之外,还包含着其它极为丰富的内容,如生活艺术化、确立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自我的技术与生存风格、伦理学与美学的交融等。在当代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差别的情况下,福柯提出用生存美学来反抗现代规训权力只能是类似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它在反抗强大的现代规训权力方面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女性的身体 国家的目光——国际运动会礼仪小姐研究

本文在"身体—文化象征身份—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论述了微观权力机制下礼仪小姐的公共性别身份的建构。一方面,礼仪小姐在与民族国家的互动中实现了身体资本的理性运作,这体现在对身体的自我评估和对男性他者评定的认同上,但在公共父权制下,身体的主体性淹没在力图使之客体化的微观权力的技术策略中;另一方面,公共父权的凝视和民族国家的责任话语借助礼仪小姐的自我规训而建构起她们作为民族国家文化象征的性别身份。     

社会流动论争与“富民社会”视阈下的科举制

隋唐至清末实行的科举制度,在打破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表明,在7～20世纪初的"科举社会"中,社会流动始终维持着一定的速率。在对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流动派"与"非流动派"各执一端,研究者在史料与数据上面临着历史解释的困境。从"富民社会"的视角来看,"科举社会"的实质是"富民社会","科举社会"是"富民社会"内涵及特征的体现。科举是"富民社会"的一种选官制度,也是"富民社会"下社会流动的产物和标志。科举制下以"富民"为主体的社会流动具有整体的社会意义,也是考察科举制与社会流动问题的关键。     

古代皇权对官权的监督

中国封建王朝延续了几千年,而皇权的威严地位始终难以被替代。在一个皇权、官权、民权三元构成的封建社会权力系统中,皇权是如何做到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并且不断地排除官权带来的威胁?这就是皇权对官权的监督问题。官权其实是由官性和权力等两个元素共同构成的,研究官权就应将其二元构成特别是官性分析透彻,只有这样才能厘清官权的内涵和运作方式,也才能更深刻地分析中国古代皇权对官权的监督范式。同时,这种研究,对于分析当前日益严重的官权腐败,并能从中做到有所借鉴,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明代宗室禄饷制度影响之探究

明代宗室禄饷收入丰厚,随着宗室人口日蕃,既有的宗室制度渐渐不合时宜,宗室耗费财富的增加,成为政府财政陷入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司百计周转,最终还是增加税赋,小民负担加重,民土分离增加,宗室等阶层趁机占有土地及户口,揽取商税收入,国帑渐入私家,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虽有改革措施,但效果不彰。总的来看,明代宗室制度利弊兼有,但在后期,众所认同,弊端明显,积重难返,宗室随明王朝覆亡。明太祖朱元璋遗泽子孙太厚,积世而不斩,小民不堪,各种因素叠加,易流于乱。     

公开选拔与科举制的比较及其启示

公开选拔与科举制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都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但两者选拔的对象范围不同,程序方法不同,内容形式也不同。科举制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科举制所体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     

边沁功利主义的难题：个人与社会之间

本文以《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这样一部经典著作的分析理路为线索,讨论了边沁功利主义的两重面向：个人与社会。在考察了国内诸多学者的相关观点的基础上,着重梳理了以下三个重要问题：两者之间的“始源问题”、“和谐问题”和“个人行动的指引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们的观点。     

符号之境中的消费社会——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

消费社会理论是鲍德里亚早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的产生是以社会从生产社会向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的结构性转变为基础的。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的双重变化：即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没落和符号价值的凸显；作为消费主体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和异化。同时，鲍德里亚探讨了当今以广告为代表的技术媒介在消费社会中的支配作用及其与符号逻辑的共谋性。消费社会理论的现实语境决定其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其理论对于正确认识、评价渗透于当今社会各个方面的媒介技术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台湾立法机构审议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践评析

由于台湾岛内复杂的政治生态,两岸两会领导人在第九次会谈上正式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两岸服贸协议”）至今仍未完成内部审议程序,两岸服贸协议的生效进程遭受人为延宕.台湾立法机构关于两岸服贸协议的备查与审议之争、径付二读之争以及“保留”之争,既凸显了台湾政坛向来存在的蓝绿之争,也隐含着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对立.尽管如此,从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岛内蓝绿板块的力量对比以及民进党杯葛两会协议的既往实践等要素来看,两岸服贸协议的生效仍值得乐观期待.     

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科举探析

本文的讨论对象为"清代贵州少数民族科举",涉及以下四个方面内容:一、政策的演变;二、学校教育的发展;三、公平的悖论;四、引发的社会问题。从清初的高度优待到后来的蔑视提防,充分反映出相关政策与政治形势的密切关系。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获得了一定发展,但相对的公平与优待背后,民族考生面对着隐性的不公平,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则充分反映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警察”、“警务”与“公安”的概念及其关系

警察是一个历史范畴。从政治国家的角度看,警察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站在市民社会的视角,警察又是一种职业,其工作目标是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警察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它集文明道德的塑造者,法治规则的信守者,正当秩序的维护者,权力运行的护航者和社会正义的完善者等多重社会角色于一身。在我国,"警察"一度是"公安"的同义语,而新时期的"公安"内涵多指公共安全以及社会治安,是公民对良序社会的一种理想期待。现代警察仍是公共安全的重要支撑,但显然"公安"再不能指望由警察一种力量包揽。警察通过警务的运行来支撑与保障"公安",警务既反映警察的历史又回应现实社会的需要。警务特征因时代与制度的不同而体现差异。融入社会、公开评估应该是新时代警务的显著特征。     

谈监狱“三课”教育口才的表达技巧

教育改造罪犯,是监狱工作的重要任务。而监狱对罪犯实施＂三课＂教育,则是教育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文章从＂三课＂教育口才概念入手,探讨了＂三课＂教育口才灵活使用教师言语、综合运用语音语调、准确把握态势语言三个方面的技巧,并指出了监狱人民警察运用＂三课＂教育口才表达技巧应具备的身心素质。显然,这对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The Tenacious Tributary System

Recently, some writers o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have argued that the tributary system is a useful concept for describing imperial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nd that it can even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 An examination of China's historical practice of foreign relations shows that there was no systematic tributary system, but instead multiple relationships of trade, military force, diplomacy and ritual. Furthermore, China's neighbors did not accept the imperial center's definition of hierarchy and subordination, but interpreted ritual relationships in their own way. Even in the 1930s, when scholars invoked Chinese history to advocate peaceful relations, they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military force, colonial settlement and domination in East Asian state relationships. The current myth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ignores historical reality and misleads us about China's true posi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