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的着力点

推进城乡警务一体化建设,补好农村警务这块"短板",既是落实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然要求,也是公安机关加强基层治安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推进之道有五,其一是强化主体责任,全面落实"城乡融合发展"理念;其二是加强"村寨文化"建设,重建乡村秩序和制度;其三是培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安意识,构建良性的治理场域;其四是加强政策引导,补齐农村警务建设滞后的短板;其五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构建数据驱动型的农村警务模式。     

“亲民警务”目标导引的警务创新浅析——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警务机制改革的启示

"亲民警务"是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致力打造的警务品牌,也是当地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要求、深化警务机制改革的创新举措。"亲民警务"是法治警务、品牌警务,在维护当地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举办山西省警察协会第五届警学论坛暨征文活动的通知

<正>各市公安局、各市警察协会,各序列、行业公安局(处),厅直各单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广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山西"民生警务,亲民公安"实践活动,与推进公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公安机制改革的途径之一,是实现公安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之一。根据省警协2014年工作安排,结合省厅党委继续深人推进山西"民生警务、亲民公安"实践活动的部署,经报请厅主要领导批准同意,省警协拟于2015年第二季度适当时候举办以"公安治理体系和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推动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沐川县为例

乡村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乐山市沐川县在推进乡村基层治理变革中,通过实施"五大行动",走出了新路,树立了样板。与此同时,沐川县在推进乡村基层治理中还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与困境。为此,沐川县从五个方面入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动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党建引领,完善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为基,提升治理能力;帮扶助困,化解治理难题;以人民为中心,提升服务水平。     

民主警务与治安治理新模式：湖州“警务广场”的理论透视

警察服务的业务指标绩效高,而公众满意度不能实现同步提升是湖州市公安机关面临的一大困惑。为此,湖州市公安局搭建＂警务广场＂平台,开创民意导向的警务运行机制,超越单中心警务模式,营造多中心警务共同体。这种民主警务模式的核心制度安排是以警务广场日搭建制度化的民意表达平台,以警务信息网构建便捷化的民意表达途径,以警民共同体推进民主化的警务运行机制,实现警察服务业务绩效和满意度的全面提升。＂警务广场＂作为一种复杂性创新,内蕴的丰富的警务理念创新、警务技术创新、警务治理方式创新和警务制度创新,不仅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公安部门,而且对整个政府改革都具有深刻的启示。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中警务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我国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带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同时,亦对警务工作带来新挑战,体现在国家安全稳定、社会治安治理、公安行政管理、经济违法犯罪等方面。为应对新挑战,提升服务保障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质效,当前警务实践探索已显现出丰富的样态,但警务机制改革创新有必要持续推进,主要着力点是要树立"专业化"警务理念及理顺警务组织机构、推进"放管服"背景下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创新基于"合作"理念的社会治安治理举措、构建打防并重的经济犯罪防控机制。     

现代国家构建与我国公安机关制度能力建设

新时期我国公安机关制度能力建设包括:强化公共安全管理和公共安全服务;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完善公共安全决策机制;注重管理方式和警务运行机制创新;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监督体系,坚持从严治警;强化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全球性警务合作机制建设等。     

制度悬浮: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偏离的一个解释框架

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本质上是制度文本转化为治理实践的过程,由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这三重维度所建构的制度分析框架也因此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重要视角。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三者间的耦合程度直接影响着创新实践的呈现样态,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创新效能的实现。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偏离制度预期且在实践场域未能达到治理效能的一个可能性解释是,上级政府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时,忽视了制度创新是一个集制度设置、运行与变迁的综合过程,从而导致制度设置、制度运行和制度场域之间的结构性脱嵌,使得制度悬浮于基层治理场域并进一步造成制度文本与治理实践的差距。为避免制度悬浮,推进政策文本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应当注重制度创新的完整性、回应性、协调性与有效性,使制度建设整体上处于均衡状态,从而推进乡村治理有效。     

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若干具体问题探讨

新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出台适用这项制度的具体规定就显得十分紧迫。从司法实务层面，分析了应当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归责原则与责任承担、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举证责任、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主体和程序等问题。     

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