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流域污染治理中集体行动困境问题的探讨——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切入点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原本保持很好的河流被人为污染,这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地不便。一方面源自企业自利动机,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哈丁公地悲剧的现象,从侧面上反映出集体行动存在的困境,这一现象给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现实的课题。要破解这个难题,就需要健全相应的制度,加强区域合作,形成一个良性的区域发展环境。     

集体行动困境的应对之道--以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为例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面向特定空间、特定人群的准公共产品,居民协商是实现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但居民的个体理性会导致实施时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广州是国内较早开展这项工作的城市,通过访谈和政策内容分析梳理广州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历程,结合集体行动理论分析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面临的协商规模和价值偏好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居民协商集体行动困境的破解之策。广州市的经验不仅为其他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供了借鉴,也为今后通过制度设计促成居民集体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形成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个体与集体之争——兼论集体行动的逻辑悖论

上个世纪60年代,曼瑟尔·奥尔森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对集体行动的结果研究表明:人们不但不能从集体利益中获益,而且,也更不愿意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而努力。但是,当类似于"囚徒困境"这样的博弈局势出现时,如果人人都因这种经济学的理性而放弃集体行动的时候,并不一定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效果。在本文理论假设的前提下,本文认为:集体行动理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公共利益)的冲突,要解决集体中个人之间的合作博弈难题,关键在于使个体理性服从于集体理性,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吻合起来。     

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

本文主要根据上海、武汉市等地民政局、档案馆的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 ,详细考察了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初步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城市居民自治组织产生的动因及其与城市治理的关系     

城市新型社区中的权力博弈——以某市Z小区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的单位制社区开始向自治型社区过渡,城市新型社区的出现为社区建设带来了活力。新型社区的特点导致了社区冲突出现时,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了权力博弈。本文以太原市Z小区作为研究个案,还原了该社区的冲突过程,分析了三大权力主体——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在冲突过程中表现出的权力博弈,为城市社区的自治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空间生产视角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营造——以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为透镜

共同体蕴含情感性与空间性两个基本要素。既有的社区共同体研究较为突出社区认同等情感性要素而忽略其空间性要素,而今天的城市社区作为邻里空间,承载着各种关于空间连接、割裂与冲突的社区记忆,因而有必要把空间性带回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基于南方G市J小区电梯加装的田野调查表明：电梯加装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的生产过程,也是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还是作为精神空间的价值观念的再生产过程。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要营造好社区治理共同体,就要在强调社区物理空间特征的同时,重视社区作为社会空间在丰富社会联结方式、重构社会关系方面的独特价值。     

用社区自治推动数字化城市管理——以北京朝阳区为例

社区自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基础,只有高度重视社区自治,加强引导,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干预,从体制上培育社区自治的良好环境,促进公民参与城市管理,密切城市监督管理员与社区的联系,数字化城市管理才能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

2000年以后,国内学界对社区建设的研究显示出井喷的蓬勃景象。摸清10年来这个问题的研究脉络和动向,是形成中国社区理论学派和推动实践的基础工作。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对10年来中国大陆社区建设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社区建设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论域、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社区建设研究主要受政府驱动,后来学界的自我完善和主动牵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主义分析和个案分析为主,视角以国家-社会的二元关系为主,逻辑上以制度与组织的演绎为主。摸清现状后,创新性地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在方法上,突破局限,尝试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引入国家社会互动共生的视角,将对制度和组织的观察点切入到制度-组织-人的坐标,真正观察人在社区建设中的具体作用和价值,在内容上,注重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变迁,观察社区建设中双权生态。如果真的能够在上述方向上做出努力,对于社区建设理论的突破和社区建设的关系人将是有益的。     

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探析——以西安市碑林区居民自管小组为例北大核心

随着社区治理的不断发展,在传统的城市社区治理中,产生了一些需要应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城市社区居民自管小组模式的产生契合了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新情况的双重要求。其在增强居民公共参与意识、协调社区治理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困境。今后,应科学扩展自管小组资金来源,扩大其资源支配平台,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The Logic of Private and Collective Action

Since Mancur Olson's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1965), it is impossible for political scientists to conceiv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out reference to his powerful argument linking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public goods, and participatory outcomes. What is puzzling is the poor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is argument in the domain where it should work best, namely explaining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Olson thought his arguments principally applicable to economic groups, and for the empirical development of his arguments Olson drew heavily on business interests, the most active segment of the interest group community. We explore these arguments with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ies data by examining the statistical performance of various measures of market structure in determining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and find little empirical support. We do offer an alternative basis for business behavior lodged in both private and collective goods that preserves business rationality and also helps explain not only the amount of busin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ut the modes of business participation .     

地票模式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案例研究

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创新性地提出以地票模式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复垦耕地综合管理、置换指标调配使用、农户补偿补助、地票流转交易等主要做法的调研,表明试验区在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改进土地占补利用方式,建立耕地保护新模式,激活农村土地资本价值,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保障农民权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实效.就农民复垦主体地位确立,置换指标统筹使用,地票交易的制度设计、运行模式改进等进行了讨论,以期对深化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的产生及其逻辑——对一次街区集体抗争事件的实证分析

现有研究认为,虽然在单位制时期的街区经常看到的是强势的国家和原子化的居民,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基层社会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维权性集体抗争的兴起.以发生J市的一次"垃圾压缩站"事件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后单位制时期街区集体抗争包括如下三个层面的逻辑一是通过媒体声援将特定的地方性问题变成公共话语;二是运用说服性沟通策略使抗争行动合法化;三是建构共识性危机使潜在动员者变成实际参与者.最后将街区集体抗争与乡村集体抗争作了简略比较.     

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

参与不足是当前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其实质是作为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居民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性的塑造与强化,是当前拓展居民参与深度和广度的基础,其关键在于增强居民的行动能力。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下,意识培育、民主协商、互动协作、技术创新等要素通过有效整合,可以构建较为完善的增能机制。在政府、社区、社团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复合性互动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开发专业技术、完善组织网络及实化自治权利,是促成居民主体性"复位"和彰显从而推进社区参与的可行路径。     

地缘政治与大国崛起:以美国为例

从根本上说,地缘政治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考察和策划国家发展的战略,大国崛起的成功同地缘政治的娴熟运用密不可分。在美国崛起的实践中,以马汉、斯皮克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为美国的成功崛起和世界霸权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南。而这一点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无疑具有更深远的蕴涵与启示。     

The Phenomenon of Collective Action: Modeling Institutions as Structures of Care

This essay develops a theory of how institutions can work through the web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that exist in a place rather than through formal, bureaucratic lines of authority. In contrast to models that characterize institutions a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roles, and patterns of exchange, this model depicts institutions as constituted primarily through the active working and reworking of relationships. Rather than adopt the network literature's focus on the overall pattern of relationships and exchanges carried out between policy actors, the author focuses directly on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s themselves and portrays the institution as the playing out of these relationships, employing Carol Gilligan's notion of care. The model of care is used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unraveling, and restoration of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on the Turtle Islands in Southeast Asia. The model provides lessons for institution building, especially for community-centered governance.     

Which Public Goods are Endangered?: How Evolv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ffect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Choice - The theory in Mancur Olson's The Logicof Collective Action is built fromhistorically uncontroversial assumptionsabou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oday,evolving technologies...     

重大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及类型化分析

面对繁琐复杂的灾害表层现象时,如何进一步与主流社会学理论对话,这是未来灾害社会学研究重要的议题和努力方向.通过引入集体行动视角,将灾害中的集体行动具体化为“灾区内灾民集体行动”与“灾区外志愿者集体行动”两种类型.灾民的苦痛及重建的困境越大,对灾害的解读就越倾向“人祸”因素,并通过“搜索信息行动”、“定义情境行动”和“咎责行动”,引起大量的抗争性负向集体行动,甚至威胁到政府的政治安全目标以及社会的公正和稳定性.政府应通过灾害信息的及时颁布、专家诠释等策略影响灾害情境定调取向,将灾害导向“天灾”而非政府的疏失.灾后资源缺乏并非负向集体行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弱势群体的受灾风险偏高.灾害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对媒体和民间力量的监督以及公平性机制的建构,将灾害情境中的集体行动整合成救灾和灾后复原的正向行动而规避其负面风险.     

农民工返乡的生命历程——以湖北沟村为表述对象

本文以湖北沟村为田野,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野下描述了农民工从外出务工至最终返乡的长期过程,并对不同出生组农民工的返乡历程进行了比较分析。在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下,农民工个体依循着年龄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不断反思自身角色并重新进行定位。但是由于社会化过程的差异,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农民工能够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而80后农民工在返乡过程中的调整却要经历较大的波折。     

城市化过程中村落“小传统”生命力研究——以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村为例

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村落"小传统"前所未有地面临城市"大传统"的激烈冲击。以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论述作为基本假设,考察其对中国村落城市化进程的适用性以及村落"小传统"的生存状态。通过分析可知,基本假设只是提供了"小传统"的变迁趋势和结果可能性,中国村落"小传统"在与"大传统"的博弈过程中依靠独特的生存机制,通过调试和与城市"大传统"的双向妥协获得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