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主义的视角看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与个体

整体与个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基本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复杂、开放系统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在对这些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之时,究竟是以社会整体还是以构成整体的社会个体为研究基点,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以及整体主义方法论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区分,进而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模型的构建。而在这些主义、方法、模型之中,都可以找到实证主义思想的渊源和影响。     

"行政国家"解析

自托克维尔以来的政治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国家内部的行政机构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复杂性;这一趋势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大强化,行政开始包裹政治。当代的行政学家将这一公共行政领域的发展趋势称之为"行政国家"现象。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经是行政国家。人们针对行政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政治的方案与管理主义的方案。迄今为止,没有真正有效的方案可以解决行政国家问题。     

从工具主义到人本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重塑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遵循,影响和支配国家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行为。传统工具主义与现代国家治理存在冲突,迫切需要作出转型,转型的方向即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弥补了工具主义的缺陷,是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转变的最佳选择。为了进一步实现人本主义对工具主义的超越,需要以政治伦理的规范优化治理价值观、以多重权力的博弈优化治理权力观、以制度价值的彰显优化治理发展观,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治理话语体系。     

古代中国的整体国家观及其价值分析

国土统一、政治统一意识和对国家认同的群体意识是整体国家观的基本内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单一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大同世界”的政治设计是整体国家观的政治范式；整体国家观是理性主义的国家观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初始形态     

从城邦主义到国家主义——近代早期西方国家观的转变

从古代到近代早期,西方国家观的演变经历了从城邦主义到国家主义这样一个历程。近代西方国家以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共和国为基础,代表制、民选制、代议制等政治制度都先在城市中形成,与市场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相符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也在城市中建立起来。近代西方国家观的阶级基础是城市市民阶级,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市民阶级建立公共权力,由国家来代表和行使。在当时,国家权力的建立必须摆脱教权和帝国的权力,市民阶级先是靠增强君主的权力,借助君权剥夺贵族和主教的权力,然后形成以官僚阶层为主干的政治机构,再设法消弱君权。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税收国家”的概念是财政社会学者率先提出的,我国从传统财政模式向税收国家的转型,是近代意义上的产物。从晚清开始,我国的税制结构从以农业税为主体向以工商业税收为主体转型。作为后起国家,税收法定原则与预算法定原则并行不悖,是不是一定要先经历“税收国家”才能发展成为“预算国家”,还有待检验。     

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换

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西方哲学史中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

哲学上讲的人际关系问题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也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这个问题包括诸多内容 ,但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 :一是人与人具有平等关系还是具有等级关系的问题 ;二是个人是本位还是整体、社会是本位的问题。从西方哲学史情况来看 ,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家大多有等级思想 ,近代以来的哲学家则大多是反对等级、主张平等的。不过 ,在阶级社会 ,等级思想在等级制度的支持下实际上是占优势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中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大体上说 ,整体主义在古代占优势 ,个人主义在近现代占优势 ,它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在不同条件下也是不同的 ,既有推动作用 ,也有阻碍作用。研究西方哲学史中的人际关系思想 ,可以获得一些有助于解决今天在该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启发 ,也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集体主义思想的了解     

风险社会、治理有效性与整体治理观

制度既是对风险的系统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从风险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制度面临着普遍性治理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治理问题的凸显,在知识界和实践界中出现了从关注制度现代性到重视治理有效性的转向,治理结果有效性优先于制度形式的合法性。而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应该树立整体治理观,并重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     

从族群国家到公民国家:国家整合的话语转换——关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思考

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国家和以族群"文化化"、"去政治化"为特征的公民国家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两种国家整合话语体系。受到苏联的影响,当代中国采用的是族群国家的国家整合话语体系。但是,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暴乱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表征了族群国家话语体系本身具有反效果。相对而言,美国等某些西方国家采用的是公民国家的国家整合话语体系,却取得较好的成效。因此,公民国家可视为当前中国国家整合的新话语体系,可视为解决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新思路。     

青年概念的当代阐释

青年概念是青年研究的基本问题。现实中存在多种青年概念的定义。从综合研究青年的角度,根据人们对青年概念的认识发展,根据当代社会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定义当代青年是处在身体发育已经成熟、人格基本形成和社会自立初期阶段的人;当代青年的年龄界定在18至35岁之间。当代青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新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由青年与现实社会的实际联系决定的。     

如何理解"公平"——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看

公平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时代要求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实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当代正确合理的公平观,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方面重新理解公平问题的实质。     

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发展代价论析

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内透视社会发展代价的命题是研讨发展代价的新视角。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代价是为实现科学发展而被否定和牺牲的替代性价值。它至少包括了制度变迁的成本、相关的科技成本与代价、组织动员和教育成本、时间成本、合理的环境成本等。科学发展战略虽然极具合理性,但其代价的产生与付出仍具一定历史必然性。     

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明确提出,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验教训,并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作为对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已经成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以政府为主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党在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长远发展,实时提出的科学发展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政府在社会各主体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主导作用。为此,应通过建立教育学习机制、科学决策机制与考核机制、有效监督机制等措施,以确保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贯彻落实。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论析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70年代的“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80年代的“新发展观”、90年代的“明冲突论”等理论形态的更迭；此外，旨在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颠覆”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以其鲜明的特征为发展理论带来新的景观。这些学说或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学”特征，拓展了发展问题的界域，自觉不自觉地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是这一发展进程在理论上曲折的反映；然而，它们在发展观上所达到的科学程度是有限的，其走入误区的症结就在于：研究视角的单一与框架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及学院式研究成果缺乏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等。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建设的改革和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建设改革与创新的指导思想，其蕴涵的理论、思想内容对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实现党群关系和谐与党内和谐、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等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错案频发的制度分析——以赵作海案为样板

从佘祥林到赵作海,"奇迹"惊人相似,成为现代司法不断复制的"耻辱"。错案频发,痛定思痛,除却表面的原因,制度设计、司法权力配置及运作中的弊端,都是导致错案的元凶。而坚守存弊的制度、变通规范的程序、践踏公民的权利及法律的尊严,根源则在于与现代司法格格不入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