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蛰居者家庭的生存现状及其对策——基于“KHJ父母会(家庭会)蛰居实况调查”的分析

现有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蛰居者与父母等家人同居,成为没有经济来源,不能自立的寄生族。家庭既是青少年蛰居的温床,也是蛰居问题迁延性的根源。伴随着蛰居时间的延长、蛰居者及其父母年龄的增长,蛰居者家庭面临着较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其生存现状堪忧。鉴于蛰居问题与家庭的密切相关性及蛰居者对接受援助的抗拒性,应对蛰居问题有必要首先从家庭入手。"KHJ父母会(家庭会)"作为唯一的全国性援助蛰居者及其家庭的民间团体,其核心援助对策是组织召开父母会(家庭会)。旨在开导蛰居者父母正视问题,改变对蛰居者的训斥态度,缓解家庭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帮助蛰居者走出家门,接受相关机构援助的目标。     

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

"蛰居"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病理现象,是一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在当代日本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蛰居经历了从萌芽、增多到社会问题化的演变过程。青少年蛰居萌芽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已步入富裕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不登校"问题的凸显,蛰居现象不断增多。9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面临全面转型的多元化时代,蛰居逐渐由隐性现象向显性社会问题转化。21世纪以来,随着"格差社会"的出现及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愈演愈烈的蛰居现象已成为关系到日本社会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援助国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基于日本对华与对印ODA政策比较

在总预算有限的条件下,援助国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对援助资源进行分割,以决定援助的对象和多寡.然而,日本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却呈现一种国别性和阶段性"双重标准".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战略考量,而国家利益论、人道关怀论以及社会交换论等对外援助理论解释力不足,相关实证研究则很少从学理层面进行国别比较.究其实质,同一援助国对不同受援国的政策差异及其变迁突显出援助国的角色属性问题.在政府开发援助中,援助国既注重利益权衡与援助实效,也关注国际规范和国内舆论,兼具"经济人"角色和"社会人"角色.这双重角色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考量.对华与对印政府开发援助政策的动态调整,充分体现出日本以"经济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社会人"的援助国角色属性.援助国角色属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于中国对外援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新兴援助国,中国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彰显大国担当与国际道义,也兼顾援助的共生性和有效性,平衡好援助国的"经济人"与"社会人"双重角色.     

家庭——个人与社会的博弈——关于德国家庭现状及目前家庭政策的分析

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人口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促进家庭和谐发展对于解决这个问题举足轻重.本文主要分析了德国的家庭现状,介绍了政府的家庭政策并对争论的焦点以及目前家庭政策中的利弊进行了评析.     

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评析

"防扩散安全倡议"是布什政府推行反扩散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本文分析了它的由来及其宗旨与原则,并对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作了评估.作者认为,"防扩散安全倡议"的进攻性、强制性及其与国际法的抵触性使其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中国不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的选择符合中国的外交总方针与原则,也符合我国的安全利益.     

越南当代家庭及妇女地位的变迁

越南家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新的结构变化,当代越南家庭以核心型家庭为主,并担当着经济、生育与健康保障和教育的职能.越南妇女在社会及家庭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男女社会地位日趋平等.妇女地位的变化是越南社会生活在新时期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     

对外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与德国的应对

官方发展援助政策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作为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援助有效性多年来饱受争议.德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援助国之一,但其发展援助的实施进程仍然远远落后于其既定计划,暴露出发展援助政策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本文试图以对外发展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为出发点,以...     

日本对印尼的援助

日本是印尼的最大供援国.70年代初以前,美国是印尼的最大供援国.其后日本对印尼的援助迅速增加,美国则日趋减少.1980——1986年,日本、西德、美国的官方开发援助支付总额分别为28.1亿美元(占印尼所接受的官方开发援助总额的40.4％)、10.6亿美元(占15.2％)、9.7亿美元(占13.9％)。在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额中,占最大比重的项目是官方开发援助贷款。至1987年8月底为止的累计额,日     

特殊历史语境中的家庭与爱情——克莱斯特小说《圣多明各的婚约》评析

克莱斯特的小说《圣多明各的婚约》涉及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种族仇恨等众多社会历史性问题,本文将探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的家庭与爱情问题。在历史和现实的作用下,种族仇恨与异族爱情全都在家庭范围内展开,由此引发的家庭成员间的激烈矛盾与冲突贯穿于文本始末,个体必须在家庭和外来者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最终父母的家庭破裂了,子女的爱情也毁灭了。     

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

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不仅在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而且也成为双方加深互信与理解的有效渠道.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中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了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顺利实施.日本在对华官方发展援助问题上突出强调政治效果以及两国就对华官方发展援助问题的不同认识,削弱了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中的积极因素.     

电视剧再现的家庭与家庭关系——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案例研究

本研究关注现实社会中的家庭变化,主要研究了东亚社会中的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四个社会中电视剧是如何对家庭和家庭关系进行再现的。该研究的研究范围如下：首先是对电视剧中再现的家庭结构和状态进行分析;其次集中研究家庭关系;最后将关注点放在了电视剧中再现的个体性问题上。通过研究可知,从家庭自身的中心性层面来看,韩国最为明显,而日本并不是从基础的家庭关系,而是从新的基础上提出了问题。中国不同于日本和韩国,家庭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结构。同在中华文化圈的台湾地区则在乡土剧这一类型里,主要是强大的家长式权威下的两代为中心的家庭。     

日本家庭寄养制度探析

日本家庭寄养制度始于1948年,随着二战后保护战争受害儿童事业的结束逐渐走向衰退。20世纪90年代后,受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儿童权利以及日本国内虐待儿童成为社会问题的双重影响,政府在对需要保护的儿童实施社会养育时,确立了家庭寄养优先的原则。现行寄养家庭包括四个类型,其实施体制则由都道府县、儿童咨询所与各支援机构组成。近年来,日本的家庭寄养委托率虽然稳步提升,但进展依旧缓慢,存在着知名度不高、与“领养”混淆、民众成为寄养家庭的意向不高以及寄养家庭数量不足等问题。对此,日本政府从制度改革、扩大宣传、完善支援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解决之策。     

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

2006年,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开始超过亚洲,非洲成为接受日本对外援助最多的地区。这一变化是长期以来日本对外援助理念、与受援国关系建构以及与主要援助国互动关系变化的反映。本文试图构建一种援助体系的分析框架,并确定了影响对外援助的三组关系: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关系、对外援助与国内政治的联系、对外援助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本对外援助理念和政策的变化正是这三组关系在不同阶段影响程度不同的反映。通过研究发现,日本的对外援助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和人道主义考虑的范围,将援助作为外交和战略工具逐渐成为其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特征。日本的对外援助是援助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这一研究能更好地认识国际援助的发展。另外,日本对外援助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提供借鉴。     

冷战初期缅甸中立外交与美国对缅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甸的援助活动主要围绕其对缅中立外交的认知展开。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对东南亚区域一度奉行整体遏制战略，漠视缅甸独特的中立外交政策和援助请求。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及中苏两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美国逐渐放弃区域整体战略，不仅接受了缅甸的中立外交立场，还向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做出“妥协”与“退让”,在援助谈判中便出现了施援国处于被动地位而受援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吊诡现象。总的来看，美国寄希望于利用援助影响缅甸的内政外交，而缅甸期望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双方在援助目标上的分歧构成了美国对缅援助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即美国对外援助并不完全是影响受援国的有力工具，反而会成为受援国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     

日本ODA政策发展阶段及其外交目标分析

ODA是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 ent Assistance)的英文缩写,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支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成立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evelopm ent Assistance Com m it-tee,简称DAC)提供的一种援助形式。战后日本逐渐成为提供ODA的第一大国。近年来,日本在国际场合多次对一些国家提出“ODA要挟”,宣布削减或停止ODA援助。在国际无政府社会中,一条基本外交哲学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ODA政策是否能够超越这条外交哲学而具有所谓的“绝对道义性”?本文通过分析日本ODA政策发展阶段及其外交目…     

战后美国对韩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政治影响:1945～1961

随着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 ,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逐渐成为美苏争夺的对象。韩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成为美援在亚洲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194 5～ 196 1年间 ,美国对韩经济援助总额超过 30亿美元 ,军事援助超过 2 0亿美元。① 本文重点分析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的调整以及援助的政治影响 ,探讨美国如何通过援助的杠杆对韩国的政治格局乃至社会结构施加影响。一　美国对韩援助政策的三次调整1 2 0世纪 4 0年代末期 :从救济性援助向复苏性援助的转变美国最初的对韩援助是战后对占领地区行政救济援助 (GARIOA)的组成部分。在 194 5～ 194 8年…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

提供气候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法律义务。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气候援助也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对外气候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着较大比重,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资金面临缺口的情况下,德国仍然保持甚至增加了其对气候援助的投入和承诺,是全球公认的积极的对外气候援助国。其对外援助行动表现出了援助意愿强、援助力度大、援助对象广、援助渠道多和援助专业化的特点。通过对德国援助行为的分析,可发现其援助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帮助受援国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提升德国在气候议题中的谈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三是促进德国国内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德国将会在这一领域延续其一贯积极的政策导向,引领全球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行动。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经济和日本

长期在东盟各国居留的日本人已达两万多人,到东盟各国旅游的日本人也达三十多万人,这说明日本和东盟地区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首先从日本向东盟提供的官方援助来看,它已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对东盟地区最大的供援者。在东盟国家中,接受日本官方援助额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     

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欧洲福利国家的养老金政治

在欧洲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理论争论:在养老金改革引起的政治冲突中,到底是阶级分化还是代际分裂起主导作用?对此,本文提出一个瓦解这种传统理论分歧的假设,并以此概括出不同政治冲突出现的具体条件。文章认为,一个影响人们对养老金改革态度的关键因素是家庭养老强度,①也就是福利资源通过家庭关系的再分配程度。在养老金改革中到底会形成什么形式的政治联盟,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养老强度的制约。当家庭养老强度较低时,代际之间的冲突更容易显露,并影响到各种政治行为者的选择;当家庭养老强度较高时,阶级分化形式的集体行动才成为主流。     

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行动选择研究

冷战后,日本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并援助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合作,日本现已成为GMS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其对GMS五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本文论述了日本出台GMS政策的背景,对日本GMS政策及其行动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今后的走向做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