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慰灵外交范式探析

在战后宪法体制下,日本天皇以象征身份依照国会决议处理一系列国家事务,其中以"国际亲善"为名的外交活动是其诸多国家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慰灵外交则是在日本天皇诸多外交活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这种外交范式不仅与日本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更体现着日本对外战略走向及国内政治生态风向。探讨天皇的慰灵外交范式的历史源流、目的、对象国选择以及和右翼势力关系等问题,可为进一步理解象征天皇制、日本对侵略战争态度及对外战略意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日本公共外交：演化过程、主要途径和制肘因素

战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在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试析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战后日本外交的性质曾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对战后日本外交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日本外交的走向,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战后日本外交的最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被动”还是“主动”,而在于它的实用主义性质。以合理主义、行动主义、机会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和商业主义为内涵的实用主义外交为战后日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就其结果而言是相当成功的。     

日本外务省第十五次公开战后外交记录

日本外务省于2000年月5月29日在外交史料馆举行了第十五次战后外交记录的公开仪式，义公开厂部分战后日本外交记录．日本外务省自1976年首次公布战后外交记录以来原则上规定，自草拟文件之日起历时30年以卜的外交记录。经     

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基点的摇摆

二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基点,在经济利益、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之间徘徊.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反倒变得更加浓厚.这种局面在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中达到一个高潮,而在福田内阁时期重新进入低潮.21世纪日本的对华外交究竟将做出何种抉择?目前日本还在几种选择方案之间动摇和彷徨.     

日本文化外交战略中的青年国际交流——以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事业为中心

文化外交战略是战后日本恢复和平民主国家形象、推广日本文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青年国际交流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内阁府主导下的青年国际交流事业拥有丰富的交流内容、严格的招募选拔机制和官民协作的运作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实现了文化外交和培养日本青年的双重目标,建立了世界性"事后活动组织"。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念向海外传播,而且在塑造日本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明治政府一元外交制度的确立过程刍议

德川幕府末期,面对西力东渐的挑战,幕府已经无力维持其坚守祖法的外交"定制"。公家、幕府与强藩分享了外交主体资格,日本式"天下"体系与条约体系同时存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外交革新一度将重点放在了实现外交一元化的努力上。"天下"体系被完全摒弃,外交主体统一到天皇名下,外务省以天皇"专命有司"的形式行使着外交职能。随着日本参谋本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外务省的外交专权被打破,参谋本部任意解释军务的范畴,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事实上的外交职能。此外,大陆浪人也在体制之外通过民间管道从事外交活动,进一步导致了明治政府外交决策权与职能的分散。     

日本的留学生公共外交

外国留学生是日本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群体,服务于日本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上世纪80年代之前,作为对传统外交方式的修正,日本通过教育援助和文化交流等方式招收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以树立本国的正面形象。80年代之后,日本先后实施了"10万留学生计划"和"30万留学生计划",这两个计划分别服务于日本国家形象的构建,前者突出日本为国际作知识贡献,后者试图构建日本作为"亚洲门户"、"亚洲知识中心"的国家形象。日本的公共外交措施涵盖了留学生入学前、在校期间和归国后各个阶段。     

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

美国在亚洲有广泛的政治、商务和战略利益,为此,美国提出了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即通过积极推进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提升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发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的领导作用,保障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还包括:通过"东盟企业发展动议"积极参与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全面实施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在军事和亚洲事务上与日本保持合作,并把印度作为制衡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伙伴国,从而巩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软实力视阈下的日本动漫外交

近年来,日本在经济持续低迷与少子老龄化的背景下,努力寻求通过文化"软实力"来提高国家影响力的新途径。受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启发,日本政府认识到"动漫"是日本的软实力资源之一,并实施了一系列动漫外交。日本政府的动漫外交促进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构建国家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冷战后日本"自主外交"的发展及其对东亚合作的影响

二战后,在美军占领和冷战的背景下,日本形成了对美国的"依附外交",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放弃"自主外交"的努力.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自主外交"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冷战后日本"自主外交"的发展对日本开展亚洲外交和参与东亚合作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浅议日本政府的"北方领土"外交

长期以来,"北方领土"外交是日本对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9月2日,小泉"巡视"了北方四岛,日本对俄政策发生新的转变。总的来说,在今后较长一时间内,日本政府的北方领土外交不会有大突破,受领土问题的制约,日俄关系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领土问题优先同时辅以经济合作,仍将是日本今后对俄政策主轴。     

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

由于地理位置、资源型经济、脆弱的生物多样性及人口贫困等因素,东盟国家易受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因此,东盟具有强烈的环境合作意愿。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环境外交以非约束原则为指导,形成了灵活的环境合作和激励机制,资金构成多元化。这些符合东盟国家的特点,十分具有针对性。当前,日本对东盟的环境外交机制包括东盟+3环境部长会议、东亚峰会环境部长会议以及日本—东盟环境合作对话。整体上,日本对东盟所推行的环境合作是以"生活质量伙伴"为核心,并为其整体的外交战略布局服务。这些环境合作主要集中在城市、低碳发展及空气污染治理等方面。日本的环境外交彰显其环境援助与项目的优势,形成了东盟与日本合作的依赖关系。     

吉田茂的外交观

吉田茂是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战后曾先后5次组阁,执掌政权达7年之久,被认为是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生前著有《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书。他的亲英美思想及其他制定和推行的“向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对其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外交政策中仍然还带有吉田茂外交路线的痕迹。虽然战后日本的“向美一边倒”外交政策,客观上是由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其冷战政策造成的,但从主观上讲,这与吉田茂的外交观不能不说有密切的关系。     

刍议施泰因迈尔的外交理念

本文论述了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开明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分析了这一外交理念形成的背景,并对其在实践中形成的"少官僚、多激情"、"少逃避、多主动"以及"少训导、多解释"等特点进行了梳理。"开明现实主义"理念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的视域融合提供了思路。同时,它利于德国外交在价值观导向和利益导向之间寻求平衡以及促使德国大联合政府理性地推动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不过,基于外交部长在德国外交决策中的局限性以及外交实践的复杂性,施泰因迈尔能否真正落实"开明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尚需德国未来外交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区域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文化外交——以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为中心

对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是日本在东亚开展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案例。从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而言,这一案例体现出明显的"加权汇总"的供给方式。在其具体实践中又具有三个特点:通过知识传授和技术交流加强柬埔寨的自主能力;技术、经验、制度和设备等国内"比较优势"的区域性外化;多元主体的协同互补。因此,吴哥古迹保护修复成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和区域合作政策相结合的成功典型,对于日本改善国际形象、增强区域影响力、提升日柬双边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基辅罗斯外交浅析

基辅罗斯(882-1240)外交受空间因素和东正教影响,形成被动性、扩张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决定着基辅罗斯的外交宗旨。当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相对稳定,基辅罗斯外交旨在维护和平;反之,其外交宗旨或委曲求全,或以战争转化国内危机。基辅罗斯在各个方向的外交概况为:东方威胁、威胁南方、西方较量、善待北方。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展开,美国政府通过对文化外交行政主管机构的整合、国会的一系列立法,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文化冷战".冷战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以富布赖特项目为代表的教育交流外交、以图书馆建设和图书翻译及传播为特征的图书外交,以及文艺表演外交.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文化外交活动促使该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了解并接受了美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亲美"人士,进而推动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渗透.另一方面,美国的文化外交在某些情况下也给东南亚国家的统治阶层带来了一些麻烦,同时也引起了企图延缓东南亚非殖民化、希望继续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感.此外,美国文化外交的扩张主义本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行动与其在文化外交项目中标榜的国家形象显著冲突,也使得美国文化外交影响力的发挥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