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我”——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传承与趋向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变化来看,自法学在祖国大陆复兴以来,这一学科的成长过程可以划分为创建、探索、发展三期,虽然各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寻求‘自我’”是其总特征。这一总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明确研究对象;摆脱机械地以“五种社会形态”来设置篇章体例;摆脱以西方法学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法的模式;揭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破译法的文化遗传密码、注重实证研究、重视礼和礼制研究,是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趋向。     

基于“信息化不等式”理论视角的监狱信息化难点浅探与对策——以某省监狱为例

2007年5月,全国监狱信息化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监狱信息化建设和应用亮点纷呈。应用“信息化不等式”理论的分析视角和思考方法,以某省监狱的信息化建设应用为例,在分析其总体特征和发展状态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监狱信息化的难点,并针对难点从理论应用的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可以为解决我国监狱信息化建设应用中的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提升全国监狱工作整傩水平的新思路和新举措——范方平副部长谈监狱“三化”建设

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以下简称“三化”),是促进罪犯改造质量不断提高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监狱工作的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是新形势下监狱工作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根本保障。2003年11月23、24日,司法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三化”建设座谈会上明确,下一阶段全国监狱要普遍推进“三化”建设工作。日前,本刊记者就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建设的背景、重要意义、主要内容、与监狱其他工作的关系以及各地“三化”实践等问题走访了司法部副部长范方平。     

“国家在场”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检视与路径探索

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牵涉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国家需要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冲突,整合个人信息保护实践。维护个人的知情同意规则、约束企业的隐私政策以及要求政府的行政规制这三种实践表明：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国家在场是一个既成事实。然而,国家在场的实践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内容上全面兼顾了个人权利、企业责任与政府义务,但各主体的履行实效欠佳,难以切实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形式上以规范信息处理者的活动为主,但规制策略的取向不明,难以恰当界定企业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信息时代国家的有效在场,需要重申人性尊严的基本理念,以维护个人的主体地位,也需要重述规制策略的主要共识,确立回应型规制,以妥善对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牢牢把住监狱安全的命门——“9·2”越狱案件对监狱工作的警示与反思

面对监狱工作总体安全,形势向好的态势,在确保安全稳定基础上,如何实现监狱职能充分发挥是摆在每一个监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哈尔滨延寿县看守所“9·2”越狱案件的发生在带给我们震撼的同时,更应该带给监狱工作深刻的警示和反思——始终牢牢把握抓好民警队伍建设、始终保持警惕危机意识、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力、注重环环相扣的工作链接,克服侥幸心理的工作,将奠定监狱安全稳定的基础。     

身体、意向性与“情感先验”——杜夫海纳对康德美学的梅洛-庞蒂化重构

杜夫海纳的情感先验是借助和融合了梅洛-庞蒂的身体、知觉、意向性理论对康德审美判断思想的身体化重构。受梅洛-庞蒂启示,杜夫海纳把康德的抽象的非属人的主体转换为具体的身体—主体,并以此建立起基于知觉的主客消融的意向性审美关系,进而将由此建构的情感范畴的特殊与一般的同一性,最终归结到人的范畴上,这种基于存在论的共同的人性为审美判断的普遍必然性提供了可能。     

“幸福”语境下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追求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人类通往幸福的路有千万条，但公平正义是根本的途径。在建设“幸福广东”的浪潮下，要做到坚持司法以人为本，落实到具体要求上就是要使法律讲人性，使法律成为人民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保障，使法律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增加和谐因素等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手段。本文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在建设“幸福广东”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改革中逮捕措施应用的有关问题，以期对检察实务工作有所裨益。     

法律视角下的“南海争端”——含义与解决的技术性建议

南海争端既是政治性争端也是法律性争端。从法律角度准确界定南海争端是通过政治方式稳定地解决争端的前提和基础。从中国立场看,"九段线"在法律上的准确含义有必要准确界定,并通过此种界定来有效维护自身权益。中国要么将"九段线"内的海域宣告为群岛水域或历史性群岛水域,要么就区别其中的海洋权益和岛屿权益。由于中国立场与主张牵涉到历史性证据的证明效力,从何角度论证历史性证据的证明效力就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际法院相关案例能够提供一定借鉴。     

社会管理创新是落实“首要标准”的根本路径(下)——政府视野下“首要标准”落实与监狱工作及违法行为矫治多维价值要素研究

(接上期)三、机制创新:"三维互动"的确立是深层彰显"首要标准"价值成效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系统工程,从政府角度还必须要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才能从价值运行上根本解决"首要标准"的落实和体现问题;而"三维互动"模式的确立瑏瑨,则是深层彰显"首要标准"价值成效的关键所在。     

构建新平台 探索新办法 营造新环境——浙江省金华监狱推行罪犯改造“三自机制”的实践与探索

“三自机制”是金华监狱对当前犯情、狱情进行充分排摸分析，基于进一步规范民警执法行为．遏制罪犯改造的不良倾向，破解当前制约监狱改造工作的难点、疑点问题，营造更为公正、公平的改造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对狱务公开的进一步深化和监狱工作“三化”的具体落实。“三自机制”的推行对抑制不良倾向，解决当前“改造与反改造”的矛盾，树立改造正气，净化改造环境，规范民警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使民警的执法观念和罪犯的改造观念的转变。     

论“校局合作”的历史、现状、制约因素及发展思路——校局合作的责任、情感和利益

加强校局合作是提高公安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环节。校局合作在公安院校的发展历程中,因不同的办学模式而呈现不同的状态。基于事业单位性质的公安院校的校局合作存在经费保障不足,合作办班积极性不高;学生实习、见习多了利益,少了责任;校局学术科研合作因种种原因不尽如人意等问题。制约校局合作的主要因素既有体制问题,也有利益问题。领导重视,进行体制改革,注重合作的互利互惠,实现利益双赢是校局合作长盛不衰的根本。     

侦查监督环节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以宝应县检察院“两法衔接”工作为视角

人民检察院是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的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从实践看来,检察机关诉讼法律监督相对比较成熟,立案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等制度和措施也相对比较完善。但是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的监督,却存在着监督不力、与法律定位不相称等诸多瓶颈问题。本文试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我院侦查监督工作实际为出发点,通过近三年的相关数据对比及推出新机制的践行情况,从中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促进侦查监督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本文试就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的相关问题谈几点看法。     

“肉眼凡夫”和“束手无策”——基于公证行业的视角看房屋委托书公证的过错与救济

房屋委托书公证．是公证机构日常工作中再平常不过的一项业务。然而许多公证人员一提到它却是“谈虎色变”．究其原因．源于近年来当事人以不法手段骗取公证书．之后公证机构被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的案例越来越多。一份收费200元的公证书，最后可能被判赔近百万元，这其中的不成比例姑且不论．公证人员和公证机构在其中承担的执业风险和舆论压力还会影响到行业的发展和公信力的维护。公证人员在能力所及的情形下尽到审查义务而仍然免责不能和公证机构被判赔偿后难以通过追偿而获得救济．是目前公证行业在面对房屋委托书公证时最大的困扰。公证人员不是“火眼金睛”．公证人员也是“肉眼凡夫”；公证机构不想做“冤大头”．公证机构却往往“束手无策”。     

预算法修改：约束政府“钱袋子”——预算法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制度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收入、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现代分权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确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适度分权原则、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     

社会管理创新是落实“首要标准”的根本路径(上)——政府视野下“首要标准”落实与监狱工作及违法行为矫治多维价值要素研究

"首要标准"的核心价值是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不再重新犯罪,而社会重新犯罪的预防是个多维体、多层面、多元化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包括理念、体制、机制、制度等多维价值要素。所以,唯有社会管理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首要标准"的落实和体现问题。一、理念创新:"三个意识"的树立是深意体现"首要标准"价值内涵的重要标志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较量”研究——新农村视角下村规民约的生存空间探索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作为两种基本的规制手段,正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找寻一条和谐共生之路,关系着新农村法治建设的未来,也关系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未来。     

被告人“零口供”情状下的证据审查与认定探微——以武某受贿案为视角

司法实践中,受贿案件"零口供"的现象日益增多。相比较而言,对于被告人翻供还可以通过对比审查原口供与翻供之言词真伪或者查证原口供所提供的线索以回证原口供,但对于被告人零口供却不具有这一有利情势。因而面对被告人"零口供"导致受贿案件定性看似证据不足的表象,如何审查和认定证据以逾越被告人"零口供"这一人为设置的障碍,则是证据审查中的一大难题,笔者以武某受贿案为例,尝试对该题的探微。     

公证工作的改革和发展——摘自“公证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发言

一、改革是公证行业发展的推动力 公证行业自身的发展只有紧密地结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并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吻合,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公证行业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即兼具公职性(司法机构)和服务性(产业)。从公证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别来划分,公证行业应该属于在非竞争性行业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公证与纯公共产品还不一样,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属于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费用的准公共产品。提供这种准公共产品     

实体与程序双重视角下股东权益的司法保护——以“股东代表诉讼”为切入点

公司法赋予股东诉权以保护自身权益,遏制权利滥用,股东代表诉讼已成为化解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司法实践分析表明,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定位、损害赔偿请求的归属以及裁判效力的主观范围等在实体上和程序上均有争议。从实体法理论角度而言,立基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论预设无法与两权分离不明显的有限责任公司融洽,致使股东代表诉讼无法发挥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制度目的,股东提起诉讼激励不足。从程序法理论角度而言,作为特殊诉讼形态的股东代表诉讼亦需与我国诉讼理论相融合。然而,既有理论无法通过诉讼担当完整表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诉讼的双重利益性,未能合理配置特定股东的诉讼实施权,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不匹配。在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治理陷入困境的情形下,应当对股东权益进行穿透式司法保护,允许法官直接豁免前置程序,赋予原告股东基于持股比例的胜诉利益分取请求权,方能给予弱势股东实质性救济。     

“新”职能、“新”角色：司法行政工作创新不能忽略的着力点——政工学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推进、创新司法行政工作,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开阔的视野,不断去寻找去确立新的着眼点、着力点。试以政工学即思想政治工作学的视角,分析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及司法行政队伍的角色定位,就不难发现,认定司法行政的“新”职能、“新”角色,注意发挥“新”职能、“新”角色的作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