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应对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在北京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特点日趋明显。有必要畅通体制性渠道,通过吸纳"草根精英"进入信访代理员队伍、大力发展"网格内"基层自治组织、着重培育"维权型"社会组织等方式,将自发的社会维权运动引向以可控的组织形式表达诉求,破解群体性事件日趋组织化的难题。     

民组织化:内涵与衡量

正确理解农民组织化的内涵才能明确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意义,依据科学的指标体系才能对农民组织化水平进行准确地衡量以真正了解农民组织化的态势.所谓农民组织化,是指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活动过程和呈现出的组织化水平高或低的状态,在方式上有自组织化和被组织化,内容上包括经济上的组织化,也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组织化；农民组织化水平的高低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才能进行全面衡量,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领域,衡量的指标也有所不同.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政治稳定

农民组织化对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原因之一是国家担心农民组织化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因此，必须明确农民组织化和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政治稳定理论，通过对农村政治不稳定的表现及根源进行分析，揭示了农民组织化对农村政治稳定的影响，得出了在发展中求稳定，积极推动农民组织化进程的结论。     

关于政府伦理组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政府伦理组织是政府组织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伦理组织化建设不仅是现代政治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进行自身改革的内在要求。政府伦理组织化必须依据法律,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具有独立性、专门性且具有权威性的政府伦理组织。     

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各种矛盾交织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现出高发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分为民族群体性事件、宗教群体性事件等三种类型,由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民族和宗教影响,境外敌对势力干预等原因引起,有政治化、国际化、组织化的发展趋势。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要严格区分事件性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法对社会控制的作用,建立健全处置事件的组织,建立多元化解机制。     

关于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发生机理的分析——基于组织的视角

将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在归纳出两者若干共性的基础上,以"制度化—非制度化"与"组织化—无组织化"两个维度构建一个关于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发生机理的分析框架,指出它们两者均是弱势民众诉求无法理性解决又缺乏合法力量支持的必然结果。最后,从组织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消解群体性事件与个人极端事件的治理措施。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组织化建构——论中国共产党走向百年大党强党的组织密码

中国共产党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其支撑不仅包括"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强烈使命驱动,也包括承载和实现使命的一整套组织化机制。这套组织化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对其党的组织成员的组织化塑造,这主要体现在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塑造、道德塑造和纪律塑造等方面。党员干部的党性经由组织化塑造得以强化,但同时这也并非对党员干部个性的埋没而是一种崇高升华。     

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政治发展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对乡村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乡村民主政治的完善,实现政治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有利于政治关系的优化,在乡村政治权力间形成彼此的制约与均衡;有利于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促使现代政治结构的建立;有利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提升现代政治参与效率;有利于实现乡村政治社会化,走向基层政治文明。     

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探析——以L村的一起群体性事件为例

群体性事件由于其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村群体性事件更是直接关涉我国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对其进行学理分析有必要更有价值。以L村一起群体性事件为例,探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诱发因素和发生过程。从参与缺失、怨恨动员和熟人网络、利益纠葛等方面重点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     

关于保障公民权利、遏制行政权力无序扩张的几点思考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既有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协商民主发扬不充分的原因,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印行政权力的膨胀、运行失范,侵害了公民权利.所以,解决因公民权利受到侵犯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还应在遏制行政权力膨胀上多下功夫.     

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探析

群体性事件频发凸显了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推进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建设,就要从弱势群体的主体化意识和组织化及制度化等方面努力,这是当前减少和阻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选择.     

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

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是促成集体行动的两种常见形式,然而,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业主集体行动不仅没有组织化动员力量(如业委会)的参与,也没有草根行动者刻意维持的名实分离的弱组织,那么,业主集体行动如何可能?分析G市案例发现,"去组织化"是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它包括三个特征,无领导有纪律、行动上自我定位和网络虚拟串联。"去组织化"依托政治认知、网络传播和情感动员消解合法性、安全性和搭便车三重集体行动困境。它与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的差异在于,动员结构既不是有组织也不是弱组织,政治取向上呈现认知和行动的分裂。实践层面,它表明公民在治理参与中成长,也预示中国公民社会构建及其与国家良性互动的艰难;理论层面,个案研究的发现为考察业主集体行动的动员提出了新的问题。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企业对食品安全的组织化保障义务

企业依法对食品安全负有组织化保障的义务。食品安全管理员就是这种特定的组织之一。食品安全管理员的资格取得、与企业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安全管理的职责和地位,是组织化安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制度设计时,国家应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同时,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食品安全管理员的管理和建议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企业的经营自由。     

“集体行动”的特征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介绍,我们现在所指的群体性事件包含在西方学界所指的社会运动这一宏大领域之中,可以用诉求、组织化程度、持续时间、与制度的关系四个维度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一,集体行为。特征是聚集的群众没有明确诉求,更多的是情绪宣泄;组织化程度很低;持续时间很短,在几个小时到十几个小时之间平息;它骚扰秩序,但对现行制度仅伤及皮毛。典型代表是万州事件、池州事件。     

组织化建设:志愿服务应急救援不可或缺的要素

当前,志愿服务已成为中国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急救援效能的重要依托,为减少灾害损失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缺乏组织化的管理,在救援中出现了无序或低效,不仅造成了应急资源的重叠与浪费,也给抢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立足志愿服务参与应急救援"组织化建设"这一新的视角,深入探究志愿服务参与应急救援时组织化能力不足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志愿服务应急管理组织化建设,增强组织化的管理能力,把具有不同动机的志愿者凝聚在组织内部和项目周围,在制度层面有效地组织志愿服务力量,构建顺畅的制度化参与渠道,提出加快志愿服务参与应急救援组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农民组织化：农村社区发展的内源基础

农村社区发展对于实现我国整体发展目标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前的农村社区发展,受限于社区内部的物质基础、社区秩序、发展目标和居民参与意愿等,农民组织化则是解决农村社区发展限制性因素的根本途径.为使农民组织化能应对来自社区内部的挑战以推动社区发展,需要营造有利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政策环境,发展具有非经济功能的农民组织,同时建立组织激励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

农村民间组织是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的有效形式与途径,也是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应对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理性选择。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构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扩展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参与的关键要素。     

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症结及解决思路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其体制性症结除了地方基层政府不依法行政外,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此外,在一些特定领域,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后,找不到利益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要从体制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引导公民参与法制建设的合理机制;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接近正义理论,完善公民利益诉求制度。     

探寻社会生活组织化之道——对中国改革道路的一种解读

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选择,中国改革道路反映了三种组织化机制的变动轨迹.中国改革发端于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在经历了政府有限化、市场回归和社会的生产后,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的公共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共治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