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网络社会情绪的规制

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矛盾凸显而导致公众情绪不稳定,随着信息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互联网成为公众因现实环境中社会不公因素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平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情绪传播由于互联网技术特性加持产生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传播特征。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于网络传播领域的应用进一步使网络社会情绪在表达、聚合环节得以加强与优化,并在网络社会情绪引导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方面展现优势作用,其中以算法技术、智能识别技术以及AR、VR技术尤为显著。人工智能在网络社会情绪传播应用中体现优势的同时也引发诸如群体情绪失控、主流媒体去权威化等新的传播问题,治理与引导领域的"一刀切"做法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这些问题产生于网络虚拟社会却作用于现实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对网络社会情绪引导提出更高要求。打破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认知误区、强化媒体责任、提升"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等是使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得以优化的重要措施。     

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跨域公共问题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理路探析

跨域公共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传统的政府单一权威治理模式因其"封闭性"和"内向型"已无法适应跨域公共问题"跨域性"和"外向型"的治理要求。跨域公共问题涉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治理的复杂性,迫切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联合社会各主体展开合作治理。立足现实,应当按照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要求,通过共同理念的确立、主体能力的提升、相关原则和机制的安排来构建合作治理体系,克服合作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进而不断增强跨域公共问题治理成效。     

耦合视角下网络秩序治理路径——基于微博日常网络行动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影响的日益扩大,以新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而开展的社会行动逐渐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遵从常人方法学倡导的对个体日常行动的考察,认为网络社会行动呈现出流变性衍化及双重性逻辑,网络的多元复杂性表明网络秩序治理不能采用传统的社会权力运行模式,"耦合"思路是一种可能性的治理路径,即实现政府、企业、网民三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通过价值共识下的内部耦合和多元共管下的主体间耦合,开展网络秩序的良性治理。     

网络论坛的“有限公共性”及其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

在网络公共领域,意识形态安全与公共认同、信息把关和舆论一致等因素有关。而从公众、公共空间、公共舆论三个构成要素的典型特征看,网络论坛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它只能看作是一种"有限公共领域"形态。这种"有限公共性"所暴露的公共理性的缺失、公共空间的失控、公共议题的多元化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冲击。在网络论坛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有效进行意识形态引导,是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网络治理:21世纪公共管理发展的新战略

网络治理是适应公共管理生态环境变迁要求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公共治理的新框架和新途径,网络治理具有独特的内涵与运行逻辑.网络治理因其创新性,对21世纪公共事务的治理将产生深远影响.     

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机制及其治理逻辑

网络社会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机制,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已经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议题、算法与编码的资本驱动,媒介、网民与社会的主体互动,技术、文化与权力的现实运动,凸显了网络意识形态感性化传播机制的重大变化。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通过"质询、赋权、资本运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和权力结构,并日益成为关乎社会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鉴于此,优化议题设置模式、完善网络制度建设、构建媒介素养教育、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路径。     

论转型时期我国网络舆情治理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期,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剧了社会转型的风险,也对国家推进互联网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法律缺失、预警处置机制虚置、正面引导不力、信息失控失真、预防和应对无措等问题,要以动态化治理的理念为指引,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克服"官僚独白式"的话语结构,积极转变舆情危机治理思路,整合监管力量和加强队伍建设,创新舆情治理的技术和工具,探寻符合国情的法治化治网之路。同时,要响应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环境变迁,探索"互联网+政务"的治理模式,促进和优化"多中心治理"格局,增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合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用网环境,共创和谐理性的网络公共空间。     

基于网络媒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仿真和管理对策研究

危机信息的健康传播在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中至关重要。为了研究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特征,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指导,利用多主体建模方法,基于Repast平台模拟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媒介中的传播过程。通过模型仿真我们发现突发性公共危机在网络环境中传播的生命周期现象和群极化现象;并且分析比较了各主体属性在不同参数值下的演化结果,探寻危机信息传播的有效方法,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管理提供决策支持,以期有效控制突发性公共危机信息在网络环境的恶性传播。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公共治理之道

构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的公共治理体系,提升反腐倡廉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存在治理主体"虚化弱化"、治理手段"路径依赖"、治理机制"激励弱化"三大"统治"与"管理"路径下的内生困境。因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需要走向"公共治理",建立健全"中心-多元-立体"的公共治理结构,全面强化预防、监督、惩治和保障四大功能,重点优化"控制-协同-激励"为内核的治理机制。     

新媒体时代网络执政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传播在虚拟社会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的同时,也对领导干部的网络执政带来巨大挑战:国家安全威胁日益凸显、社会政治秩序面临冲击、社会价值观念发生混乱迷失、舆情传播格局日趋多元复杂、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方面面临挑战。     

我国政务新媒体应用的发展与公共信息治理转型

在Web2.0时代,社会化网络(SNS)和自媒体等新传播形式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体系发生较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真分析我国政务新媒体的特征与价值,提高其舆论调控、信息传播与社会公共管理能力,是当前社会公共治理研究与社会组织共同面临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和挑战。目前,我国政务新媒体应用是各级党政组织利用新媒体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公共信息治理的转型;同时,各级政务新媒体应用应该及时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优化自身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公共信息治理的能力。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社区公共物品与社区治理--论城市社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与消费的基本单元.然而,在既有的政府垄断性供给体系下,社区普遍存在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改革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建立新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满足社区不断增长的需求,已成为城市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在众多的创新实践中,"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本文遵循社区治理的理念,尝试将其深化并落实到体制层面,提出"四轮驱动、一辕协调"的社区治理结构与运作模式,并建议首先在"危改回迁社区"中试点.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正确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网络虚拟公共领域中民众伦理向度探析

公共领域的现代性发展是人类社交活动不断更新的产物。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在众多方面较传统的公共领域都体现了其现代性、创新性等特征,为民众交往行为提供了更多便利。然而,不少人却利用网络平台下公共领域的虚拟性肆意妄为,罔顾道德与良知。因此,要想完善网络虚拟公共领域的建设,健全网络虚拟公共领域运行机制,就要不断提高民众道德水准,使其树立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以"自律"代替"他律"。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谣言的传播及其规制消解

网络谣言的传播引发了诸多的公共危机与公共问题,其规制消解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公共治理的重要职责。不过由于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效果很不理想,影响了网络文明、网络文化和网络生态的发展,与公共治理的要求相差甚远。鉴于此,我国务必要按照现代公共治理的要求,以依法治网、建设文明法治网络为契机,以绿色美丽网络建设为目标,坚持人本化与法治性为主的价值理念,从外延拓展、方式整合创新、主体素质提升、制度与条件供给以及评价督导机制的构建等层面着手,建构起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机制,以此推动网络谣言传播的规制消解工作科学化、常态化、法治化与协同化发展。     

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突发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一个事件技术防控问题,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引致的网络舆情发展和变异,在突发事件公共危机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突发事件是源生事件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衍生的复合事件。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是源生事件、舆情引导主体、舆情传播渠道互动共变的结果,构建和完善衍生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机制需推进相关制度建设、加强信息搜集与研判,并完善应急与保障机制。     

从民主实验室到民主新平台:网络公共领域的民主价值

作为公共领域在当代发育的新形态,网络公共领域具有天然的民主气质,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展现出相应的民主效应,正在由民主的实验室而发展成为民主的新平台。具体说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民主价值主要体现在:网络公共领域的行动主体从精英到大众化、沟通媒介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以及讨论议题从私人性到公共性的凸显。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公共领域的民主价值的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其与现实社会结构的契合和嵌入程度,只有当网络公共领域真正被采纳、使用和组合进现实民主结构之中,其民主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展现而成为民主发展的新平台。     

治理界面的集中化及其建构逻辑 ——以河长制、街长制和路长制为中心的分析

在治理意义上,界面是组织和实施治理活动的平台,是行动者相互关系构成的互动网络。治理界面的集中化是问题驱动的治理变革,是破解"分工-协作"模式导致的"碎片化"弊端的重要策略,为应对公共治理碎片化问题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当前公共治理实践的重要趋向。河长制、街长制和路长制的应用场景虽有所不同,但都推动了治理问题、对象、权力、责任和信息的集中化,打造出了相对集中的治理界面,实现了对复杂性问题的一体化治理。其建构逻辑包括确定整体性治理目标、建构协同共治机制、推行系统化操作方案、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和实现高度的信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