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法学研究范式的历史类型

本文以库恩的“范式”为基础,对法学思想史中的自然法学、分析-实证法学、社会学法学等重要法学流派进行了范式类型划分,总结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研究范式和历史唯心主义法学研究范式、应然型法学研究范式和实然型法学研究范式、概念法学研究范式和经验法学研究范式、建构论法学研究范式和进化论法学研究范式等几个对应性范式,条分缕析,不仅提供了新颖的法理学研究视角,而且具有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的法哲学思辨——“寄篱后现代”还是“回到马克思”

环境法学研究范式变革存在一个前提性矛盾,即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同时,亦极力推崇后现代主义生态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与后现代主义生态世界观批判向度的迥异,决定了在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新图景上,前者成为后者"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与后现代主义"沉溺于话语之中"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始终展现着强烈的实践性,将"生态劳动"引入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架构,既有利于调和环境法学中相关法哲学争鸣,又有利于应对丰富和迫切的我国环境法治实践。"主客二分"法学研究范式仍未过时,环境法学研究范式的选择不应只侧重"认识论导向",应坚持"世界观导向+认识论导向+实践论导向"的逻辑理路进入价值研判。     

问题意识视阈下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问题意识是人类认识实践世界的必然路径。合法的问题意识是真问题导向的、完整的、实用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思维范式,在其框架下,一切知识作为素材,具有平等的地位。法学领域中问题意识范式的转化,引发了一系列法学研究方法革新的连锁反应。论题学的复兴在法学方法中带来了法学问题意识的回归;商谈理论为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作为特殊问题的法律难题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依据;领域法学在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体现出问题意识视阈下,中国法学方法的本土化创新。问题意识下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弥合了事实与规范间的张力,提高了法律规范指导实践的功用,但并不意味着与传统法学方法的决裂。新的方法主要担当传统法学方法的辅助角色而发挥作用。     

法律的信息定义及其前景

以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本质、“什么是法律”或“法律是什么”等形式出现的法律本体论追问在中西方法理学史中不绝如缕。近几十年来，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文化进化理论等兴起了信息范式并且影响日增，为信息法律观的建构带来启示。它能打通西方法哲学三大法学流派之间的联系，融贯法律的价值、形式和社会事实向度，复兴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运动，并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法学创新事业做出有益探索。     

法学社会学想象

法学社会学属于知识社会学范畴,知识体系依不同范式可一分为三：科学、规范学、人文学,三者分别追求：真、善、美。社会自由是知识发展的重要条件。法学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法律可以被权力者私用,也可以成为公器。好的法学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中国的法学社会学需要研究的课题太多,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对波斯纳与科斯法经济学范式的解析

波斯纳以经济学打开法学的"黑箱",科斯以法学打开经济学"黑箱",作为经济学和法学交叉学科的法经济学由此形成两种理论范式,即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波斯纳创立的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式在为繁荣法经济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误区.重新繁荣法经济学研究,必须进行经济的法律分析.     

我国警察法学的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是警察法学发展的基础。20年来,我国警察法学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警察法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上。警察法学发展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初步建立起警察法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晴空"中的一声"响雷"——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是邓正来教授对中国法学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智性成果,他提出中国法学要走出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建构起"根据中国"的"中国理想法律图景".该书是作者对中国法学在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该书对既有法学知识的"扭曲性"支配力量作了鞭辟的揭示与批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讨论.     

从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试析法社会学指导比较法研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的联系要回溯到法学和社会学的关系中进行理解,从法的社会学研究到比较法的社会学研究不仅经历了比较法本身的复兴,同时也见证了法社会学和法教义学的理论之争。在理解比较法的教义层面和社会层面时,最好的先例或最佳的理解途径便是法社会学当初融合法学和社会学的事实经过,因此比较法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可以在历史中寻得。而与之对应的现实性难题则不妨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案例中进行理解,毕竟法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作为法律修改源头的社会事件本身,在这个层面上,比较法的法社会学研究也不能闭门造车,脱离社会现实而空谈教义。     

时代呼唤刑警法学的诞生——以全国警察法学研究会的正式成立为契机

将刑警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来创建,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法制基础和理论基础。刑警法学主要研究以刑警机构和刑警职权为核心的刑警制度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其学科应定位于大法学学科系列之下,具体位置应处于隶属于警察法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刑警法学学科具有重叠性与交叉性、开放性与发展性、区域性与国际性的特点。刑警法学的现实发展方向应立足于刑警使命调整、刑警机构改革和刑警制度完善;有关刑警法学的理论发展途径应立足于系统化、深入化和科学化研究。     

论鉴定结论公正性的法律保障措施——从鉴定人视野进行分析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科技进行实践的产物，每一个鉴定结论都包含鉴定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其科学的认识是产生正确鉴定结论的基础，而非科学的认识必然产生错误的鉴定结论。保障鉴定人认识活动的公正性，一方面必须完善管理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规范鉴定行为的法律制度和“证实”与“证伪”的法律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鉴定具有公正性，从而保障诉讼的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论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方法论困境

弗里德曼＂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为研究法律文化的学者打开了一个视域上的新窗口,但此概念也招致了不同层面上的质疑与批判。而这些质疑与批判从根本上看是对弗里德曼＂法律文化＂这一概念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的呈现。一方面,旨在考察诸如观念、态度、价值模式等因素在形塑法律制度上的功用时,作为对象化的＂法律文化＂概念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其在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上不尽使人满意;另一方面,作为实证化研究方法的＂法律文化＂概念又面临价值性功用上的危机,其在满足法社会科学＂用法律改良社会＂的理想方面以及解释多元性法律文化方面显得不尽如人意。     

浅析方流芳的法学教育思想

对方流芳教授4篇重要的关于法学家教育的文章进行两方面分析：其一,从法学教育本身的观点入手得出这么一个观点,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失败;其二,从研究法学教育的方法入手也得出一个结论,即从法学教育外部,也即在中国语境下从法律职业视角思考法学教育,才能更深刻地反思中国法学教育。     

英国令状制度研究——兼论传统的价值

以令状制度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英国普通法具有浓厚的历史意味,英国法律文化的诸多特征均源自于令状制度,对该制度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解释传统在英国法律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令状制度是特定民族文化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反过来又型塑和强化了英国的法律文化.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法治建设亟待完善的时期,应该适时地对传统法律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给予关注与考量,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联.     

我国法理学研究的路径

法理学是以整个法律现象的共同规律和共同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理论学科。我国法理学研究的路径应该是沿着价值理念和法律实证两个方向进行,既着手于形而上的法哲学思考,为法理学的演进构建理想蓝图;又对法的实际运作形态加以研究,为现行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指导。     

法律方法的技术意义和规范意义

法学作为科学,是因为法律方法不仅应当,而且事实上能够实现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安定性。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法律方法具有技术意义,并表现在三个方面:实用价值、效率价值和规范价值。法律方法不是一般的技术,而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技术。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与实现和维护法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对法治的功能表现为形式功能、自律功能和批判功能。强调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是伸张法治和法律客观性的需要。     

2003年我国法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20 0 3年是国际和国内突发重大事件频仍的一年。在这一年里 ,我国的法学研究一方面受到这些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表现出鲜明的年代特征 ;另一方面 ,我国的法学研究仍然沿着既定的轨迹稳步前行 ,这就是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致力于立法课题、司法实践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及学科体系的研究     

调查报告:农村商人之法律意识

全面地了解农村商人之法律意识现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重要意义。调查发现:18周岁至40周岁之间、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构成了农村商人的主力军;农村商人法律意识感性层面还很不成熟,客观上表现为感知途径的狭窄等,主观上,因文化程度等因素导致认知能力较低;农村商人法律意识理性层面存在缺位问题,一方面,传统信仰相对于法律信仰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法的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商人之法律信仰的养成;普法宣传一方面过多的流于形式,另一方面普法宣传方式还有待改进。     

论法律的限度——以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规制为视角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球引发的危机引起了各国政府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不论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是否完善,似乎都存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危险。人们习惯于将普遍性的对某类正当权利的不断侵害归咎于该时期的法律不健全,寄望于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杜绝侵害行为的发生。但是,法律的作用只限于在适当的范围内影响违法犯罪行为由最低值向最高值发展,即使是法治社会,法律也不是唯一有效的维护国家、社会、公民合法权益的途径,法律的限度随时存在。事实上,任何增加利益相关者幸福的手段都可以纵容或抑制某种行为的发生概率,只在于我们是否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他们。     

清代对蒙古族法制改革的影响

清代非常重视对蒙古族的立法,其立法数量和质量都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立法的典范。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清代对蒙古族法制改革的效果,另一是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法律传统向中华法系的融合,一是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