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案：司法何时成为触痛社会的那根敏感“神经”

杀还是不杀。这始终是现代司法面对重大刑事案件的一道难题。尤其是在高强度的舆论影响下。原本单纯的法律判断往往会因为顾及社会效果而“踌躇不定”。大学生身份。驾车撞人，刺死伤者，如此雷人的词汇堆积到一起，使得药家鑫案瞬间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网络与司法:困境与契机并存——由药家鑫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我国当下网络舆论频频强势干预司法,影响司法独立,造成司法权威流失,网络的出现为我国司法发展带来了困扰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契机与困境并存,网络对于实现我国和谐司法、推广和普及现代司法文化、重建司法公信力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借助网络建立司法机关与网民间的长效互动机制,可以为促进司法机关与网民的良好沟通、消除猜疑与误会、增进互信奠定坚实基础。     

舆论场内的司法自洽性研究:以李昌奎案的模拟实验分析为介质

对于由公众意见主导形成的强大舆论场,是否会对轰动案件中的司法自洽性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怎样实现的,其实很难仅凭感性认识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通过模拟实验的方法,有助于明悉舆论、政治与司法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把握从民意导向到个案决策的动力机制。以尘埃落定的李昌奎案为研究范本,公众舆情与司法决策被分别设定成自变量和因变量,且后者又被细化为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经过对案情事实的模拟还原,作为参与主体的法官重新做出了裁判。最终,民意舆论与程序裁决之间的变量关系得以确认,但需经由政治权力的媒介作用,才能产生影响既判力的效果。司法改革的切入点只有从此关系中挖掘,才能真正实现舆论、政治与司法三者之间的必要平衡。     

赔钱或偿命 药家鑫案的两种选择

在药家鑫案这类事件中,拿什么来平民愤？拿什么来获得受害一方的谅解？前者的答案是＂公正判决＂,后者的答案为＂设身处地地想,倾家荡产地赔＂。无论是从司法实践中的＂惯例＂来看,还是从死者张妙父亲的一颗仁义之心来看,药家鑫原本有＂活下来＂的机会。他的父母是如何错失了拯救儿子的机会？     

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

司法判决离不开审判成本,审判成本依赖于税,税收乃司法判决之母。司法判决在解决个案纠纷的同时还解释法律法规、传递公共观念和公共政策,因而司法判决的基本立场是公共立场。此两项要素决定了司法判决属于一种公共产品。像所有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司法判决具有"非相克性"和"非相斥性"。司法判决都是为不同的读者而制作,其功能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司法判决满足其公共产品属性的基本条件是公开——从过程到结果的全方位公开。唯有公开才能使司法判决充分地发挥它的公共功能。改革司法裁判文书的传统格式、提升司法裁判文书质量,此乃我国司法判决公开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从个案到公共事件——“走样”热案的舆论流变

2013年,当一切回归法律的理性精神上时,一些纠葛不清的争议只需要常识就可厘清。     

司法判决理由的法律解释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司法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表现。作为证明司法结果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法官的法律解释构成了司法判决理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应在司法判决中得以充分展示。为了改变我国判决书中法律解释状况薄弱、判决理由不充分的局面,科学合理地写明法官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解释状况就势在必行。     

法官视角中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是司法创造力的体现。在美国,这种司法能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司法审查权,通过多年的案例发展,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司法审查体制。在英国,至今法院尚无对立法的审查权。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有判例法传统,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相对较大,在案件审理中,区分相似案件事实和不断发展法律规则是法官司法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系的司法能动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司法能动在审判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个案法官法律论证,其主线是政策考量与法律考量,也可称之为社会效果考量与法律效果考量。     

司法能动的正当性分析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变迁和新型权益纠纷,司法者一味地恪守司法被动的原则并不能获得社会体认.司法者还需要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合理行使裁判权,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但是,司法者的司法能动性并非是无限度的.司法者的能动司法,要获得社会体认的正当性,不仅要基于理性的判断,而且要遵循正当性的原理.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司法能动,需要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做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协调,能动与被动的平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当信仰危机遭遇和谐司法——由彭宇案现象透视司法与传媒关系

近几年来,传媒在一系列的个案中所表现的影响力强烈地冲击着既定的权力架构关系,一霎时,"媒体审判"的舆论甚嚣尘上。一方面,媒体对司法过程和裁判的准确报道甚至包括批评都会对司法的社会公信进而对法治本身有不可估量的贡献,另一方面,利用媒体优势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主导舆论导向,甚至是进行一些夸张、失实的报道,又严重地侵害着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治精神。如何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既能保证媒体在形塑司法公正杜绝司法腐败中起到舆论监督作用,又能防止媒体不当监督造成的危害司法权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司法界,而且是世界各国司法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无疑需要我们理论上更深一步的论证权衡。本期策划中的几篇文章从实践出发并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作出了探索。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和法官主导下的法治--佘祥林案的检讨与启示

法律理性中的司法,应当是一种理性的司法。司法理性是一种归纳理性而非演绎理性,是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是职业理性而非世俗理性,佘祥林案暴露了我国司法过程的非理性,集中表现为以演绎理性代替归纳理性、以实质理性优位形式理性、以世俗理性牵制职业理性,这是佘祥林式冤案之必然性所在。更新司法理念、深化司法改革,倡导法官主导下的法治思维,在法律理性中整肃司法秩序,是杜绝佘祥林式冤案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法治的根本出路。     

法官如何正义地思考——因应网络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

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运用兼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法官思维,是化解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紧张关系的必要之举。从司法正义的思维流程上看,法官必须把握契约前设、环境认知、原则建构、程序操作诸方面的关键要求,尽力涵摄网络舆论正义吁请的个体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主义特性。因应网络与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要求以科学发展的思维,实践司法均衡的理想;以灵动的司法政策调控,应对多变的民意和舆论;以协商民主的方案,整合网络舆论的异议,增进司法民主功能。     

司法能动主义的蕴含

最高法院选择能动主义的司法取向,实际上是对司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角色的自觉校正,是对司法与社会(尤其是政治)互动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对司法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领悟与认知。正因为如此,对司法能动主义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不仅能够使我们对最高法院这种取向形成恰当的认识与评价,也有助于我们从理     

王亚光事件是政治权力凌驾司法权力之恶果

《中国青年报》2007年10月10日以“法官该向法律负责,还是向院长负责？”为题,详细报道了陕西富平一法官依法审案遭报复．12年维权终平反却难获赔偿的悲剧事件。     

药家鑫案尚未划上句号——对药家鑫案量刑的几点思考

药家鑫案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不存在恩怨纠葛,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及被告人行凶的手法虽令大众愤怒,但以上不应作为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量刑的考量的重点.量刑时过度考虑社会效果会侵害个体效果.而社会效果的作用在个案中无疑被媒体滥用监督权力后夸大.独生子女这一情节应在涉及可能判处死刑时作为量刑考虑.     

制度正义视角下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司法正义应从制度正义的内在视角进行分析,而制度正义一方面来自于立法设定,另一方面不能脱离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法律判断与司法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在既定法条件下,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行必须以制度正义为基础进行思考。     

理性对待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作为一项司法政策,是刑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境界.为实现这一目标,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必须关注民意.民意对刑事司法过程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司法机关应该理性对待民意.具体来说,刑事司法既要独立于民意,又要倾听、引导民意,及时回应民意.为此,应该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民意发现机制,同时规范媒体的报道,提升公众整体的法律素质.     

司法实践中坚持能动司法之方法论

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遵循司法基本规律,积极主动拓展司法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法律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的司法活动。目前,对于能动司法的理论依据、内涵、机制与限度等问题,学者间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但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坚持能动司法的具体要求有哪些,司法实践中又应该如何加以操作,目前尚无较为系统的论述。笔者认为,法官于司法实践中坚持能动司法的具体方法,应从程序之遵守、事实之查明、法律之解释适用、据法裁判与自由裁量之把握、裁判文书之说理与制作等五个方面入手,进而对每一个诉讼环节都     

也论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与审判独立

强化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的有效途径 ,提出人大对个案监督实际上是现有法条的含混以及对人大监督权理论上的误解造成的。审判独立虽是从体制上解决司法腐败根源的有效途径 ,但也不能一步到位 ,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起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及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人大对司法的个案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也无法调和。     

杭后院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体会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忧思和对策

2006年12月28日，高检院通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中的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维护法律的权威，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它是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形成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