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侦讯问言语交际信息的不对称性及其修辞策略

刑事侦查讯问是一项严肃的司法活动，刑事侦查讯问的言语交际过程，有着鲜明的特征，即言语交际信息的不对称性。刑事侦查讯问人员应该注意和善于预测犯罪嫌疑人的言语信息差，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巧妙的言语策略，及时弥补对方意回避或故意疏漏的信息，达到讯问的目的。     

谈警察规劝性言语的得体性

得体性原则是修辞学重要的原则,也是评判交际言语优劣的最重要标准。警察使用的规劝性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使用,属于言语活动的范畴,它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活动。规劝性言语具有可接受性、向善性和艺术性三个特征,得体的规劝性言语必须遵循四个原则,即:合境原则、言语与交际对象协调原则、礼貌与诚信原则。只有把握了规劝性言语的这些特征和原则,才能较好地完成规劝性言语交际活动。     

也谈研究委婉语的几个不同侧面

委婉语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本文主要是对委婉语研究的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分别从美学语言学的角度,幽默语言学的角度以及表达委婉的几种特殊方式的角度研究委婉语.总之,本文力图从多角度对委婉语进行研究.     

英语委婉语的交际功能及应用

委婉语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人们交际的过程中,有些词语使人尴尬,惹人不快,如果直接表达出来会给人一种粗俗、无礼的印象。因此,在一些场合为了避免难堪,或减轻对人的感情伤害,人们创造了委婉语。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试图通过具体的例子来探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英语委婉语的交际功能,并着重介绍英语委婉语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英语职业委婉语的构成方式探析

职业委婉语是对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美称。它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它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绝大多数英语职业委婉语是有标记委婉语,由具有固定委婉义项的语素和词构成。其构成从专业技术、职务、品位和性别等四个角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特征,折射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谈警用口语的特征及应遵循的原则

警用口语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类型，是口语的一种变体，它有着自身鲜明的言语特征，即警用口语的逻辑性、可接受性、策略性和言语交际对象的对抗性。为了使警用口语达到得体的目的，警用口语必须遵循四个原则：适合语境原则、交际双方的协调原则、礼貌原则和诚信原则。只有如此，才能满足警察工作复杂的言语交际需要，完成警察口语交际的功能。     

谈警用口语的特征及应遵循的原则

警用口语是一种特殊的言语交际类型,是口语的一种变体,它有着自身鲜明的言语特征,即警用口语的逻辑性、可接受性、策略性和言语交际对象的对抗性。为了使警用口语达到得体的目的,警用口语必须遵循四个原则:适合语境原则、交际双方的协调原则、礼貌原则和诚信原则。只有如此,才能满足警察工作复杂的言语交际需要,完成警察口语交际的功能。     

“病驴”自况：重审萧红的“疾病”修辞法

萧红通过与疾病相关的修辞句式,在持续的常态中捕捉人事瞬间的“反常”,通过“审丑”与笔下的“被弃物”形成精神共鸣。萧红对“疾病”的观察和书写,回避了西医目视式的病理分析,着重铺陈“病症”,是反观诸己的病体“自况”。她以东北民俗语汇构建起传统诊疗的文本“仪式”,在“巫/医”和“人/鬼”的反转中,直指人性的“荒凉”。疾病修辞法不仅是萧红的创作技巧,也是萧红剖析自我、诠释异域文化、反思殖民地经验的思维方式,关联着萧红“小说学”在左翼创作阵营中的特殊地位。     

从“推销员之死”看美国梦的破灭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杰出剧作家亚瑟米勒的代表作,是一出典型的现代悲剧,它粉碎了美国社会的＂人人可以成功＂的神话,向观众呈现了一个普通美国人梦想的破灭,走头无路,走上自杀之路的悲剧故事。作者用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和美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都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也渴望发财,成功,飞黄腾达,而剧中的人物悲剧的结局,也引起了大众的共鸣。     

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以“崔英杰案”为例

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还原的程度关系到法官的正确裁断。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修辞的方式来论证这一事实还原过程。法律事实还原必然需要通过修辞来进行,使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并提供可供论证的知识,从而使得命题具有说服可能;但是修辞论证也必须围绕自然事实,即修辞存在客观不能和优化可能。修辞论证帮助我们在法律事实还原中限制价值判断的恣意,成为通向法治的通途之一。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及其进路

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当前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意识的核心形态。把法律作为修辞强调的是相对于其他话语类型,法律话语对主流思维方式的约束意义与建构价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前提上强调从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在具体内容上需要法律话语系统的优化建构、法律话语权的内外塑造。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方法进路,实质是通过运用法律方法将法律话语细致化;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制度进路,是通过系统化的制度机制将法律话语实践化。     

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应对——以“黄浦江死猪事件”为例

2013年3月初爆发的黄浦江死猪事件已然演变成一起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这起事件充分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应对方面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包括政府应急方案启动慢,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公众与政府信息严重不对称以及政出多门等制度层面、实践操作层面的不足。本文主要对黄浦江死猪事件所折射的上述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进行分析,在充分论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可行性方案,即确立危机应对的法治理念,构建统一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应对体系,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应对法律体系的建设以及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及时的舆论预警机制以及发挥警察机关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事件的作用等措施。     

隐藏在法律修辞外衣下的不平等

从20世纪80年代法律语言学在欧美率先兴起之后,关于法律中模糊语言的运用的讨论就一直持续。所谓的法律模糊语言,主要是指运用一些概括的,或是概念的界定模糊的词语来减少内涵扩大外延,以提高法律语言的交际效果的修辞方法。而模糊语言极易成为歧视或不平等的栖身之所。一、法律修辞中的性别歧视。在人类的历史上,妇女就一直处于一个备受歧视的不平等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文明的进步,妇女才逐渐在自我的性别意识上开始觉醒,开始把自己看作独立的社会个体而不是依附男人而存在的,同时,也开始了他们的…     

法律修辞、语言游戏与判决合法化——对“判决书上网”的法理思考

法律修辞是司法过程中的遣词造句,不仅是一种说服手段,而且是展现真理的一种事实性力量。法律修辞的意义,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法律的展现,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具有限制权力的功效。当代中国法院判决书说理和修辞的普遍缺乏,根源在于缺乏可以对判决书进行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也即没有以法律修辞为中心的语言游戏。法院判决应从中国古代判词中汲取修辞艺术,降低信息成本。判决书上网就是在判决书的公共领域引入读者批判的一种对策,对于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和修辞具有一定的意义。     

“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钱钟书旧体诗二题

现代中国学人之所以逐渐做到了“学术的自觉和自律”,其直接原因有二:其一即传统儒者的政治主体在历史摧折中已不堪负重,因而在他们身上早期就潜伏的出世之想,迅速地成为现实中最重要的生命需要;其二则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和分配体制在现代中国的巨大转型,不仅彻底扫荡了古代隐士们可以暂避风头的一切山中林泉,而且同时也直接摧毁了旧日世家残存的故居旧巢。如果说在学术研究中钱氏的“后死之悲”与“年命之嗟”相对不易明见,那么在作为其“学之别体”的旧体诗作中,这些思想情感则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构成了他诗篇中最鲜明的特征。     

“贴切”：布局谋篇与言辞锤炼的佳境-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修辞艺术解读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被誉为“让整个民族为之动容的精神史诗”“、中国人的年度品牌”.颁奖词作为颁奖典礼的“聚焦点”和“画龙点睛”之笔,也是节目整体创意和细节策划的关键.对2013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进行解读,可见创作者修辞表达的各种方式尽管“殊途”,但最终“同归”,即无论是颁奖词的布局谋篇,还是言辞锤炼的字里行间,无不以表达的“贴切”作为修辞和叙事的艺术佳境.     

“中国法理学”的特点及修辞方式的改变——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研究之二

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国法理学者的任务之一。然而,由于传统法理学对法律、法治的研究等采用求真、求是的姿态,再加上革命性的批判精神,因而直白的叙述方式成了中国法理学的明显特征。在法理话语体系中含有较多的阶级性、工具性以及国家权力色彩,权力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要提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就需要改变传统法理学的叙述方式、消解权力话语与法治话语的矛盾。还要注意假言命题(诸如,法律的独立性、一般性、体系性等)对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过度接受后现代法学等对假言命题的解构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话语权的形成。     

《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一首特殊的“抗战诗”——纪念杨明先生逝世二周年

杨明的长篇叙事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是一首特殊的"抗战诗",诗歌揭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与残暴,喊出了压抑八年已久的愤怒,是继沙汀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之后,又一篇反映国民党军队的文学力作。此诗无论思想和艺术都是成功的,是典型的朗诵诗作,同时也是西南联大新诗社的代表作之一。     

“情”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浅说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任务,就是把党的理想、信念、路线、方针和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共识,并付诸行动.教育群众不能靠行政命令,只能从党的根本宗旨出发,把真挚热烈的感情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方面面,才可能收到实效.     

理解“安乐死”,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实施创造条件

“安乐死”的本质是为减轻患绝症的病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极端痛苦,有利于减轻其家属负担,符合优生、优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安乐死”不存在现实的社会危害,没有损害绝症患者的生命权,是尊重个体生命权的体现。脑死亡法即将在我国出台,为安乐死的实施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