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理论

基本概念辨析公民社会是一个外来词 ,是从英语的CivilSociety翻译过来的一种译法。在汉语学术界 ,CivilSociety 有三个流行的译名 ,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仔细分析其内容 ,就会发现 ,这三个译名分别指明和强调了作为一种特定社会现实的“CivilSociety”的不同侧面 ,在汉语世界里不仅没有与CivilSoci ety正相对应的概念 ,也很难找到CivilSociety的对应事物。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林毓生教授的研究 ,公民社会是“CivilSociety”的本意 ,源自希腊雅典的“城邦政治”。因为雅典公民的社会范围与城邦政治的范围…     

古希腊公民社会与公民精神

“公民”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发达活跃的公共政治生活。古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完全由公民组成的主权的公民国家社会。“公民社会”的特点是全体公民自治,“人人统治大家,大家统治人人”,充满民主与自由。公民社会也培育和蕴含了一种公民精神,全体公民都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积极主动的精神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也享受着公平的社会生活。古希腊公民社会的公民精神主要体现在:维护公共政治的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平等精神;公民本位的自身价值精神;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     

公民文化、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

在现代社会,社会的整合与和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社会的整合是以社会的分化为前提的,社会的和谐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的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一方面要有合理的国家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有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公民文化的状况以及公民的行为方式、价值态度,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     

公民社会的核心——公民精神

本文将公民社会当作是在国家体制和市场体制之外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公民社会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它意味着随时准备节制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将共同利益置于首位.     

公民社会、公民文化与善治

善治，是人类社会管理公共事物的理想模式，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最佳配合，更是公民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不会有善治。而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是国家与社会保持良性关系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     

公民·社会·国家：社会管理视域中公民社会的成长

公民社会是公民、社会和国家发展形成的动态系统。公民社会塑造着公民主体性,公民主体是构成公民社会的细胞单位;公民社会培育社会的自主性,社会自治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存在基础;公民社会积累国家的有效性,国家主导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基本条件。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域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是和谐社会发展方向,是社会治理的新领域;公民社会成长不仅需要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良性互动,而且必须在公民社会实践中进行三者逻辑关系的现代性重构。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中国历史上,公民社会一直被政治国家所湮没,20世纪后,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组织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摧毁了民间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原有的“国家———民间社会———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使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迁,使公民社会的兴起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积极地建构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离不开健全的公民意识的培育。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就呼吁改造国民性,培育公民意识,时至今日,国人的公民意识依然不健全、不成熟,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没有公民意识得以培育的土壤。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有利的环境,应适时地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公民意识应当包括:责任意识,仁爱精神,自律意识,宽容意识,竞争意识。     

公民社会组织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塑造

培育国民的公民意识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代社会不仅要有高速发展的经济,还需要具备现代意识的公民;不仅需要经济的现代化,也需要文化意识的现代化。公民社会组织作为自主、自治、自愿、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在其现实运作过程中有效地培育了包括独立人格意识,权利意识,责任义务意识,自由、平等、民主意识,公德意识等内容在内的现代公民意识。     

我国公民社会与刚性社会结构关系探讨

滇池卫士张正祥事件曝光之后,在网络、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人们掀起一场公民环境权的论战,打假斗士王海事件引发人们对消费权的讨论。公民环境权、消费权意识的觉醒都是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而社会上讨论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到底是什么样的,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一些公民社会的专家的理论梳理来对公民权和公民社会理论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并结合中国刚性社会结构提出公民社会可作为我国刚性社会结构减压阀的观点。     

论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推进，公民社会在我国迅速崛起。公民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的养成是构成公民社会的品质特征，是发展公民社会的主观条件。公民社会发展离不开公民意识的培育；同时伴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意识也将得到孕育与提升。     

马克思论市民社会的结构变迁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结构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私有财产的分析和批判、异化劳动理论的建构和扬弃、分工概念的使用和深化,都标志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结构理解的逐步深入。基于新的历史观,马克思具体区分了广义与狭义市民社会,历史地分析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从而实现市民社会理论的彻底变革。     

和谐社会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和谐与统一研究

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既是一个高效率的社会,又是一个充分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既是一个不断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切实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的过程。本文主要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如何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切入点,在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不同层次贯彻不同的效率与公平原则,从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良性互动,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三维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解读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三个维度的批判都超出了政治哲学的范围,具有更广泛的一般哲学意义。第一,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指出头足倒置既是黑格尔法哲学的特征,也是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特征,进而确立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发展逻辑,揭示黑格尔辩证法的泛逻辑主义方法的缺陷,马克思走向在事物自身的发展中揭示事物发展的逻辑的唯物辩证法的哲学道路;第三,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自由观的批判,得出自由的实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创建新国家的结论,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立场的转变,为自己确立了创立无产阶级哲学的历史使命。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表明马克思的哲学从世界观、方法论、历史观上都已不同于黑格尔思辨、抽象的唯心主义,也显示出其在实践性、阶级性和革命性上与黑格尔哲学具有根本的区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使马克思成为马克思。     

建构我国农村市民社会的制度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市民社会的建构奠定了物质基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又为农村市民社会的培育提供了制度保障。当前要着重从市场经济体制、村民自治制度两方面分析推动农村市民社会建构的有利因素,为探索建构农村市民社会的有效途径提供理论参考。     

论公民社会公共交易功能的机理及条件

政治机制解决公共事务和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公共交易的过程。各利益相关方平等、充分、合理地进行公共交易．进而达到令各方接受的均衡交易结果,能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公民社会作为公民的自组织结构体系,有能使公共交易规则具有现实性、增进公共交易过程中的信任、强迫公共交易的发生以及降低公共交易费用等四种机理。公民社会的公共交易功能与社会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实现对公民社会的有效引导,使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浅议市民社会与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去年以来,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成为国人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与外国政府谈判,使其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更应该反省我们是否已经建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没有发达的市民社会就不会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要彻底解决我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需尽快型塑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Diss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totalitarian China

There are several theories which argue that dissent is the precursor of civil society in totalitarian regimes. Several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emergence of dissent in these regimes, yet it remains to be proven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ther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emergence of a civil society that feels it has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criticize the regime; to disagree with its policies; to remind authorities of their duties, obligations and laws; and to advocate alternative polici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ursue. 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dissident challenges to its monopolistic moral authority provides some insight into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he regime itself, particularly with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eratives of modernization. Generally intellectuals and students, who have varying con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eople, have been the voices of dissent. Despite these variation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consistency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Formally organized programs of action, aside from the 1949 Revolution, have never really been developed which, along with a lack of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and with a vulnerability to repressive Party measures, is a primary weakness in the dissident movement. Whether dissidents enjoy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debatable, because it is primarily though not exclusively, an urban based movement. Nevertheless, dissent in China is growing and being expressed by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population which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increas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thei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 citizens that go beyond the dictat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other words, diss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e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国内外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述评

本文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和谐社会评价的现状,并对相关研究论点进行述评,最后从评价主体、评价对象、指标构建、研究方法、数据来源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对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广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来自省社科联、省社科院、省委党校、华南师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省社会主义学院、广州市委党校等科研教学单位的专家学者4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省社科院副院长刘小敏认为,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想的提出,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扬弃空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先驱相关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做出的独到贡献。空想…     

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

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其民主政治的步伐基本上还处在以“选票”为中心的阶段,“选民文化”强过公民文化,而“省籍-族群-本土化”的政治进程更加剧了这些倾向,造成了“省籍-族群”间矛盾的激化,政治文化偏重于对抗,政治悲情被滥用,不仅在重大的价值与政治问题上而且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政治陷入空转。为改变这种情况,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力量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推动“协商民主”的实践,如提出公共新闻学、公民论坛、公民会议、社区协商等,尤其是进行“省籍-族群”间的沟通与和解活动,希望以此厚植台湾的公民文化,匡正“选票民主”的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