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重塑政府信任的途径

诚信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应该诚实守信。诚信也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主导者——政府的要求。政府只有讲诚信,才能真正获得公众的信任。而有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才可能形成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     

村民的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来自贵州和江苏农村的调查

调查显示,村民对立法机关、想象政府、政府决策、高层政府官员的信任度较高,对实际政府和政府行为的信任度较低;村民对家人、邻居、朋友的特殊信任较高,但对大多数人和陌生人的普遍信任较低,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村民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增长有正向的促进。其中,村民对想象政府和实际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信任呈正相关关系,但对检察院和法院等司法系统的信任却与社会信任呈负相关。而BinaryLogistic回归的结果则表明,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信任度远远高于汉族村民,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结论为提升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理解政府信任

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是治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人格特质、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期望,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它更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虽然政府信任与信任在基本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人际信任"到"政府信任"显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换那么简单,如粟说信任(人际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政府信任本质上则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关系范畴,体现的是一种信任区间的变化,它存在于"完全不信任-低信任-较低信任-信任-较高信任-高信任-完全信任"的区间变化中.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政府诚信建设

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有陷入"塔西佗陷阱"的趋势,政府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公众都会认为其是在说假话和做坏事,也就是对政府行为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加强政府诚信建设迫在眉睫,而政府诚信问题又属行政伦理范畴,即政府诚信是行政伦理的基本价值追求,而本文就是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来探析我国当前的政府诚信建设问题。     

论制度信任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信任发生和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的有漫长的历史,信任关系的建立大大增进了个人和社会的福利。给予信任,尤其是对那些嵌入制度的陌生人给予信任,使得跨越大的时空范围的行动得以协调,这必然也使复杂、分化和多样化的社会的种种好处的实现成为可能。在当今社会,制度信任的建立需要政府有效发挥作用,不断加强信任的制度建设,从而促进信任这一社会资本的积累,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政府信任问题研究

信任，是连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政府信任反映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民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目前，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政府信任已经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造成政府信任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既有政府自身能力的不足，又有公众对政府过高的期望等等。正确认识政府信任问题并提升政府信任成为政府再造工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转型期对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诉求 ——从服务型政府建设到和谐社会构建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包含了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以及合作治理的要求。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期中,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原因,政府信任关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然而,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动,都对合作型信任关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合作型信任关系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也是走向和谐社会可行路径。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正在服务精神的张扬中而建构起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     

建立社会信任需要深化改革

社会信任是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在内的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的人际关系状态。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平衡、不深入。尊重与扩张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是必要条件。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基于博弈论的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研究

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诚信和信任危机。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信任心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从威慑型、了解型、认同型三个维度分类,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中体现的三种博弈关系,即囚徒困境博弈、重复博弈和信任博弈。最后,针对这三种博弈,提出青少年社会信任心态引导策略。     

制度是信任的基石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群体事件和公共恐慌或多或少地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和政治信任的缺损有关。有人甚至认为,政府失去公众信任后．说真话、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情形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定会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政府善治、市场巧治和社会共治多元治理主体的复合作用,而政府公信力丧失、市场诚信缺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折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信任的缺乏,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因此,人际信任重建是破解社会治理困局的一剂良方,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扭曲、制度文化缺失及心理安全感缺乏导致人际信任危机发生,而完善制度机制、建立现代信任文化、引导不良情绪及发挥家庭教育功能是寻找实践路径的可行性选择。     

法治与信任

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决定了其信任体系以基于人格的特殊信任为特征,因此难以适应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导致信任体系的断层,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信任困境。法治秩序对于建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普遍信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法制系统以及法治秩序可以创造出更固定的、可持续的、易转换的、可拓展的普遍信任,以弥补传统信任体系失效造成的空白。法治秩序与社会信任体系是一种相互促进、共生共存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发展,普遍的社会主义信任体系也将建立和完善,我们面临的信任危机的问题也将逐步得到解决。     

论加强诚信政府的建设

1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诚实,是指忠诚老实,以诚待人;既不欺人,也不自欺.守信,是指信用、信任,就是要信守诺言,讲信誉、重信用.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诚信,不仅是我国公民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企事业单位等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本职业道德,更是政府机关树立良好形象,形成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推动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条件.加强诚信政府的建设,对于进一步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推动和促进市场环境的改善和诚信社会的形成,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是至关重要和十分紧迫的.     

合作型政府信任:现实层面的解读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存在着"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类型的信任模型,与此相对应,政府信任关系似乎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即习俗型政府信任、契约型政府信任的和合作型政府信任.而对于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哪一种政府信任关系在更多地主导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格局呢?在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以南京市为例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可以对当前三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尤其是合作型政府信任的现状与特点,进行分析和探讨,并进而通过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剖析影响合作型政府信任成长的深层原因,探寻构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可行性途径.     

公共伦理视角下的政府信任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政府信任逐渐成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主要议题。政府信任作为社会最大的信任，是发展政府权力、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提升政府形象的重要基础。公共伦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它反映着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态度和基本立场，在公共伦理的视角下，如何认识和化解我国政府信任危机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较为系统的信任研究理论或流派,它们分别是:信任文化论、信任结构论、信任制度论和信任转型论。     

社会信任与腐败

对于社会信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都假定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但严格来说,相反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现象也体现出较高程度的信任,且这种信任程度越高,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社会信任可分为一般信任(包括经济交易双方的相互信任,公民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人们对法律体制、国家机构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基于血缘、情感、关系网络的小团体内部的排外性信任),实际上,一个社会的一般信任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就越低;而在一个对制度和陌生人缺乏一般信任的社会中,程度越高的特殊信任将越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这给我们认识腐败、预防腐败和进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民生领域政策供给主体的界定——基于政府信任数据的分析

公共政策的失效跟社会个体对政策供给主体的信任有关。随着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民生领域的公共政策成为社会个体最敏感、最关注的公共政策。基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序信任格局,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有关政府信任的数据,对民生忧虑与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做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民生领域中的政府信任呈现出差序格局;污染忧虑中的噪音污染、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安全问题,显著降低中央政府信任;医疗忧虑中的看病贵问题、居住忧虑中的社区公共设施问题,显著提高中央政府信任;水污染、噪音污染忧虑和居住忧虑,显著降低地方政府信任。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政府信任"的政策主体界定新模式。这一新模式有别于以行政权力层级来界定公共政策供给主体,既可以提高民生领域中的政府绩效,改善民生问题,又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政党信任研究的缘起与内涵——兼论中国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

全球社会风险的加大和政治行为者的个体化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全球情境.中国在双重转型过程中加剧的社会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政党信任问题凸显的中国情境.与干部型政党、群众型政党和全方位政党这三种政党模式相对应的政党信任类型分别是庇护型信任、动员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当前中国政党信任问题产生的根源来自政党信任模式的转型,即传统的动员型政党信任已经逐渐瓦解,而新型的契约型政党信任并未完全生成.     

政府信任关系:概念、现状与重构

政府信任关系作为公众对政府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的回应 ,既有行政文化的特征 ,又具有伦理关系的实质。我国政府信任关系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需要自觉地通过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需要关注行政人员的道德状况 ,需要努力追求普遍的人际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