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联系群众新方式 探索凝聚共识好载体

2020年7月,在市政协的直接领导下,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要求,共青团界和青联界依托北京共青团基层工作阵地——东城区海巢HOT社区青年汇成立了"委员工作室"。"委员工作室"以嵌入式形式建立,采取与社区青年汇共商共建的方式,组织开展青年活动。半年来,作为市政协首个"委员工作室",我们积极探索密切联系群众的有效机制,努力实现凝聚共识的职能作用,取得了以下几点成效。     

创新联系群众新方式探索凝聚共识好载体

2020年7月,在市政协的指导下,按照"不建机构建机制"的要求,共青团、青联界依托共青团基层工作阵地——北京市东城区海巢HOT社区青年汇,成立了共青团、青联界市政协委员工作室.并采取与社区青年汇共商共建的方式,嵌入社区青年汇组织开展委员工作室活动.近一年来,共青团、青联界积极探索密切联系青年群众、组织青年参与协商民主的有效机制,并通过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较好地实现了联系青年群众更密切、凝聚青年共识更有效、汇集青年力量更广泛.     

创建社区青年汇开创青年帮扶新局面

社区青年汇是共青团组织建在社区乡村、联系服务青少年的终端综合服务平台，同时也积极引导了青少年参与社会建设。北京市海淀区自2010年5月挂牌成立北京市第一家社区青年汇以来，已创建社区青年汇57家，按其内涵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公益实践类，主要依托社区（村）服务中心或街镇社区居委会建立，有41家，重点服务生活困难流动人口。二是健身休闲类。大部分依托健身俱乐部、社区休闲场所等成立，有11家，主要引领青年开展健康休闲生活方式的活动项目。     

“奋斗系”青年杨斌

正参与组建奥运志愿者队,支援汶川灾区建设,组织60周年国庆阅兵群众游行,创建北京市第一家社区青年汇旗舰店,对网络从业青年进行思想引领,在互联网企业中建立团组织……杨斌用奋斗的青春,影响着更多的青春去奋斗。"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五四青年节前夕,我们走近了市政协共青团界别委员、北京青少年网络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杨斌。     

“多方合作参与灾害管理研讨会”在京召开

<正>12月10日,"多方合作参与灾害管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由民政部救灾司、亚洲基金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美国商会共同举办,旨在探讨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社区共同参与灾害管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分享和     

社区治理的“关系式动员”研究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除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外,还对凝聚政治认同、改善府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普通居民之间关系的淡漠、失调和疏离导致动员普通居民能力较弱、社会组织难以发挥专业优势、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低下等问题,通过系统分析发现"关系问题"是影响社会动员的重要因素,梳理"关系式动员"蕴含的形塑新关系凝聚新资源、构建稳定亲密团体和化解多重关系矛盾等基本内涵,并从组织化关系、情感关系和制度化关系三个方面提出在社区治理中开展社会动员的具体实践路径。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北大核心CSSCI

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优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重新审视网格化管理的生成逻辑及其典型特征,并通过对北京、山西和山东三地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区域性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构机理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特征差异与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的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转型与服务优化,网络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以及政府、社会、居民治理网络的搭建和整合等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

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优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重新审视网格化管理的生成逻辑及其典型特征,并通过对北京、山西和山东三地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区域性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构机理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特征差异与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的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转型与服务优化,网络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以及政府、社会、居民治理网络的搭建和整合等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劝”的力量——北京市市民劝导队走过五年

社会管理创新,吸纳公众参与是应有之义。五年前,在首善之区北京,由公安机关指导、政府多个部门支持、社区群众发起组建的"市民劝导队"闪亮登场,市民劝导队发动社区居民参与"柔性执法",以"和谐"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维     

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

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经历了"行政主导""社区自治""多元共治"三个层面的探索,但始终无法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新时代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我国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应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依归,以共享推进共建共治,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构建"价值-目标-结构-管理-技术"创新框架,强化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建立互惠互助的利益共享目标机制,从法律上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打造一支专业的社区治理队伍,推进社区治理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建立一个权责利合一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社会化。     

把社工引入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大创新——以浙江为例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现实课题,也是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浙江从促进社区和谐出发,在社区层面引入社会工作,注重发挥社工人才专业特长,有效地提升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水平。     

北京社区矫正模式特色与问题点分析

北京社区矫正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已形成政法委领导、多部门参与、司法行政为主体的组织运行体制和较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以及庭前调查评估、矫正对象衔接、日常教育管理、解除矫正等工作流程.北京社区矫正除了具有全国一盘棋的共性外,还表现为四大特色,即维稳理念下的专门化严格管理；监狱干警作为重要的专业力量的全程参与；民间力量的“40、50”协管员的辅助管理以及具有集中培训等特色的“阳光中途之家”建设.“北京模式”以其独特管理方式在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中独树一帜,成果显著；但在十年的运行中也显露出一些问题点和亟待完善的方面,需研讨和改进.北京社区矫正理念应在首都维稳的特色中融入更高的价值理性；积极探索符合社区矫正自身规律的管理方式,避免简单地移植或复制监狱管理体制和方法；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突破民间参与率低等“制度瓶颈”；强化“阳光中途之家”的社会救助功能,探索小型化和社区嵌入方式；通过监狱管理制度改革,增大假释比例,控制减刑数量,使社区矫正人员数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上移,在区县级设立专业化的矫正官队伍,并给民间参与社区矫正预留空间,使社区矫正真正成为社区的矫正.     

社区“两网警务”的实践探索与理性思考

社区"两网警务",是指与"网上居委会"并轨运行的"网上警务室"建设与应用,以及社区警务的网格化管理。社区"两网警务"建设契合了创新社会管理和加强群众工作的要求,找准了社区警务融入社区管理的切入点,既是社区警务战略的创新发展,也是社区警务地方性实践的具体成果,有力拓展了警务工作空间,促进了警民关系和谐,取得了明显成效。     

新时代社区精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

如何精准、高效地为社区提供管理与服务是新时代应对社区治理新形势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动社区精准治理,需在明晰新时代社区精准治理的要义,遵循满足居民需求是社区精准治理行动的第一目标、党建引领社区自治与共治是社区精准治理行动的指南、协商民主是解决社区精准治理行动冲突的有效方式、法治、德治有机结合是社区精准治理行动规范有序的重要依托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选择:"构建社区共同体,形成‘互信互惠、融合开放、共建共享’的精准治理格局;制定权力清单与事务清单,厘定各社区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建立有效的回应和服务机制,精准对接社区治理需求;加强社区治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精准度;完善对社区治理主体的考核监督与激励机制,提升社区精准治理绩效"等路径有效推动社区精准治理行动。     

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逻辑——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状况

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傣族园社区旅游发展过程的研究表明,追求经济利益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最主要的动机,社区成员对于旅游业所能提供的生存和生活资源的依赖度决定了他们的参与程度、策略和形式。这与西方以"自治"为中心的社区参与存在本质性区别。中国农村的社区参与需要在政策上和制度上承认中国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通过赋权还能,培育村民的公民意识和集体精神,健全农民的正式参与制度来改善目前社区参与旅游的低迷境况。     

商州区:“四个介入”助空巢独居老人走出困境

正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积极引导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发挥各自优势服务空巢独居老人,探索形成"四个介入"帮助空巢老人走出困境。一是社会工作者"专业介入"。通过走访调查,掌握空巢独居老人家庭情况、健康状况等基本信息,评估其社会支持系统,建立完善档案并实现动态管理。通过购买专业社工服务,开展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帮助空巢独居老人建立健全社会支持系     

重要会议

<正>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10月22日在重庆市召开,交流各地社区社会工作和"三社联动"经验,明确加快推进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思路与任务。李立国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顾朝曦副部长主持会议。李立国部长指出,"三社联动"是发展社区社会工作创造的新机制,通过近年来的实践探索,得到了重要启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创新机制、完善平台、强化保障为     

社会管理社区化：实践困境与完善思路

在观念多元、结构复杂、利益分化、流动频繁、风险骤增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社区化是提升现代社会管理合法性和实效性的微观基础。我国当前的社区化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如社区主体地位不彰、居民协商不善、社区与政府关系非法制化等问题,阻碍社区在社会管理中治理优势的发挥。通过确立社区主体地位、构建合理协商程序、法制化政府与社区关系,完善社区与政府矛盾调处机制等措施,推进政府和社区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合作治理。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深圳市侨香社区探索“党居社共治”新模式

<正>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侨香社区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管理服务,积极构建"党居社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一、搭建三个平台,实行居民自治。一是议事平台。在居委会领导下成立了居民议事会和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由居委会成员坐班收集社情民意,接待群众来访来电整理成建议,并做出有效回应。二是服务平台。居委会充分利用物业企业在社区现有的管理和服务资源,每月定期为居民提供免费的理发、缝补衣物等便民服务;联系医疗机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