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展望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手中握有改善中日关系的机会,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背景下,其对华政策仍可能受到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影响。安倍内阁企图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在中国周边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格局,在钓鱼岛问题上迫使中方让步。安倍最大政治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为日本对外使用军事力量铺路。近期在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也会谋求缓解紧张关系,防止局势失控。若2013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很可能推动修改日本宪法。中日关系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前景不容乐观。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双方信守条约,妥善处理钓鱼岛争议,对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和平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中日韩合作伙伴关系新思考

正自2012年12月日本安倍内阁上任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上采取了极富侵略性的政策,导致中日关系、日韩关系陷入持续紧张的局面。与此同时,中韩关系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发展势头,中日韩三边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均衡态势,也使得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领导人年度峰会等事项陷入停滞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日韩三边关系的发展必然出现新的动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思路及其困境

安倍晋三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其实质是在外交层面由顺应"战后安排"向脱离"战后体制"转化,重点是谋求日朝邦交正常化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并推动中日"化竞争为协调",改变有碍历史修正主义的"冷战结构"。安倍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推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出师不利,其所面临的困境难以克服。日本只有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安倍经济学”的困境与日本经济前景

2014年,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高台跳水之后,再次陷入衰退状态。事实说明,安倍经济学启动以来并未给日本经济带来真正复苏。展望未来,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中短期因素仍然存在,特别是导致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制度性因素未变,日本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愤怒与冲突背后的博弈--2005年中日、韩日关系中的全面较量

2005年中日、韩日双边关系中围绕领土、领海主权、新编历史教科书、靖国神社参拜以及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展开了全面较量与冲突,中日、韩日关系进入了“冰冻期”。中日、韩日关系如何走出困境,完全取决于日本政府的表现和态度,现在“球”在日本一方,就看其如何发“球”。     

“安倍经济学”的争议及其前景考量

安倍上台后推行旨在对症下药的经济理念,在日本国内外引起极大争议。从实践情况看,安倍经济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其前途则将取决于货币宽松政策能否持续影响经济增长、安倍内阁能否排解存在已久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美国是否容许日元持续走软等三个因素。     

钓鱼岛之争的历史脉络与中日关系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整体是非对抗性的,但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议的局部对抗性矛盾依然存在。如今,日方拒不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和曾经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而企图以军事实力、日美同盟制约中国。这就使钓鱼岛这一局部争议,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全局。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抚今思昔,对钓鱼岛问题追根溯源,了解这一领土争议的来龙去脉,从日本对华战略演变角度分析中日钓鱼岛之争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的“天命”及其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也谈安倍新内阁的对华政策

由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对华贸易是日本对外贸易的支柱。新中国成立后,东西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之下,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日本则“一边倒”向美国。以“贸易立国”为重要国策的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无论首相如何更迭,搁置政治对立、促进经贸交流的“现实主义”都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后冷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仍然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安倍新内阁将以怎样的态度处理困境中的中日关系,安倍此次上台的“天命”又是什么,关系着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     

从长期稳定到动荡起伏——日本社会心理与安倍内阁支持率变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7年6~7月间,安倍内阁支持率急速下跌,与2012年以来长期稳定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安倍支持率的稳定,源于民众对其的消极支持,以及对安保法案等焦点事件以及金钱丑闻等的消极反对。而消极反对与消极支持,则源于民众的"习得性无助"、"安倍经济学"、投票选择机会成本大幅下降等诸多条件。安倍支持率的骤然下跌,并非上述条件发生变化,而是安倍傲慢、与民众离心离德导致人格等"中心形象"的崩塌。在支持率暂时回稳的背景下,安倍利用反对党内讧之机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以实现其执政至2020年东京奥运的目标。选举的胜利并不足以表明其完全摆脱负面影响,安倍将利用朝鲜半岛危机等,展现其"善于维护日本安全"的一面,谋求重构"中心形象",进一步提升支持率以稳定执政地位。     

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深刻变化是影响21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引起日本对华政策倒退。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决策机制受到首相个人因素过度左右,加剧了中日矛盾。这已引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有识之士的警惕。安倍晋三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背景下起步从政的,既受到这股政治思潮的熏陶,也目睹它给日本内政外交造成的创伤。安倍当选日本首相后不能不考虑摆脱小泉外交的后遗症,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抑制后,中日政治关系便趋向改善,而中日政治关系改善有利于抑制日本政治右倾化;但若日本政治右倾化再度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可能出现反复。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对谈：中日关系为什么“经热政冷”

近年来中日经贸合作出现新热潮，但中日政治关系却麻烦不断。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的政治家重“战术”轻“战略”，对外交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主张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又言行一致的政治力量较弱，有些日本政治家甚至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主张要牵制中国的发展。在日本社会，由于经济形成长期低速局面，而使国民感到不安，于是就要找心理支撑，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在日本的学术界，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不多，而又缺少影响力。两国媒体上讲对立的声音很大，倾向于“报优不报喜”。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很重要”的认识在日本日益扩大。中日之间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是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全球化潮流所决定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试析安倍“有主见的外交”及面临的挑战

"有主见的外交"的新理念是安倍首相面对小泉内阁外交的困境和僵局寻求突破的产物,既是对小泉内阁外交路线的一种修正,也是安倍首相个人风格特点的一种彰显。其基本内涵包括:加强亚洲外交改善睦邻关系,提升欧洲外交拓宽战略空间,维持日美同盟提高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加大"争常"力度。这一理念对新内阁以来的日本外交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受制于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小泉政治”看日本国家走向北大核心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很少听到“桥本政治”、“小渊政治”这样的名词,但从近两年多日本政经等方面的变化来看,确确实实让人们感受到“小泉政治”的存在及它所带来的冲击。小泉蝉联首相后是否能成功地推动经济改革,使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再现生机,这个答案似乎尚在未定之天。     

“超级第三者”:日本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

日本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超级第三者,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要高度重视日本变量。日本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存在防范与顾忌心理,将之更多解释为中美军事新型大国关系。日本的悲观派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将危及日美同盟和日本对钓鱼岛的占领,但是乐观派认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日美关系、日俄、日英关系。日本强调发展新的外交智慧,改善中日关系,呼吁中美关注日本第三方立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加强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管理,建立三边对话机制,以实现中美日在亚太地区的良性平衡互动关系。在三边关系中,充分发挥日本超级第三者作用,让其成为中美两国沟通的桥梁。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的重要影响。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机遇与挑战

中日韩三国经济内部发展与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相当成熟,本国经济若要进一步发展,只有建立三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才能挖掘潜力,获得新动力。特朗普政府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在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推动地区一体化的进展。美墨加新的自由贸易区已经诞生,日本、欧盟可能和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给中日韩三国造成巨大的外部压力,中日韩三国没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整体处于不利态势。美国通过美墨加协定设定毒丸条款,确立了在世界经贸关系上围堵中国的世界经济新体制。美国以后可能将此推广到同日本、韩国、欧盟等的经贸协定中,对中国不利,对日韩等国也不利,将使其失去深耕中国市场的机会,损失惨重。中日韩三国之间应该采取现实主义,或者实用主义政策,以灵活务实手段,最大限度推进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与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谈判进程,推进中日韩地区合作大步前进。中国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继续推进自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启动同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并争取早日达成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议。     

斯里兰卡对华、对印关系中的“动态平衡”

当前,虽然中国和印度在斯里兰卡的存在有其差异性,但两国正试图修正自身在斯的弱势领域。这种复杂存在与斯里兰卡对中国、印度两国不同的战略需求有关。作为力量对比中的小国,斯里兰卡在中印间最大限度发挥其杠杆作用的主要方式,仍是努力在不同议题和不同领域上实现中印间的“动态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分享中印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红利和战略容忍空间。这种行为模式具有深刻的地缘动因和经济基础,具有稳定性。在未来,中国与斯里兰卡关系的发展仍应重点置于双边战略需求的轨道,并尽可能减少所谓“中-斯-印三边制衡”的困扰。     

从“融冰”到“春暖”2007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中日关系正经历着十分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21世纪初，小泉执政期间中日政治关系僵冷。继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后，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的“融冰之旅”和福田康夫首相访华的“迎春之旅”，成为过去一年国际关系中举世瞩目的大事。可以相信，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日将成为一次“春暖之旅”，继续推动中日关系升温。今年将是中日关系飞跃发展的机遇之年，但也会遇到挑战，需要中日双方继续努力，迎接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实现两国关系的新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