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济战败”

面对严峻的日本经济形势,日本《经济学家》杂志于1998年5月12日号刊登了题为"日本经济战败"的特集。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日本应宣布‘经济战败’,组成‘复兴内阁’"。可以认为,日本经济确实发展到了可称之为"战败"的严重局面。那么,日本经济战败的表现、原因是什么?它与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之间有着什么联系?     

探寻日本战败后的真面目——《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评介

正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国学界对这一日本历史的认识似乎已有定论,可事实上,相对于管制并改造日本的美国而言,我们对战后日本的思想演变的轨迹,还缺乏动态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美国历史学者约翰·W.道尔(John W.Dower)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Ⅱ)一书,堪称美国学界研究战后日本历史的重要著作,对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全书共七十万字,从英文原著直接翻译,并附有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共分为六部分,即:胜利者与失败者、超越绝望、革命、民主、罪行、重建。作者通过对日本     

战后日本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形成述论

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对华一直遵从"政经分离"原则。"政经分离"原则虽然形成于吉田茂内阁时期,但这一原则并不是吉田或某一个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是战后冷战体制,尤其是"日美台体"作用于日本对华关系的自然结果。把握"政经分离"原则的形成过程及其形成的根源,可以为正确理解战后中日关系或是改善或是恶化的历史表象提供一个可诠释的视角。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末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美日“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影响

美日“历史和解”经历了长期渐进过程,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程以长期同盟关系下双方民意和解为主要基础,以强化美日同盟为主要现实动因.美日双方共同推进了没有道歉的“历史和解”.各自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美日“不道义的平等性”,是双方不能相互“道歉”的主要根源.“历史和解”的突破性进展为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并将进一步削弱战后东亚国际秩序赖以存续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基础.美日“历史和解”还有利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国际统一战线打开一个关键缺口,削弱对其历史修正主义的国际制约力量.     

解析安倍“摆脱战后体制”战略——以日本国内为视角

2012年底,以"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的安倍再次入主永田町。在半岛局势多变、中国崛起、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国内也危机重重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为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目标,安倍内阁大力推动修宪、强化军事力量、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实质是改变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定位,谋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地位,目的是颠覆现有地区秩序,确立日本的地区领导国地位,这必将会极大地威胁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     

集体自卫权——“日美军事同盟”的本质性特征

该文通过对战后日本有关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争论与斗争的论证过程,厘清了冷战体制下的“畸形儿”日本在美国控制下制定了互相矛盾的宪法、和约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历史脉络,并追踪了日本有关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府解释内容的变化。在对日美军事同盟形成的路径及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同时,指出安倍政权企图修宪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原因与后果,并对战后日本第三次政治右倾化以及第三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军事大国进行了分析与论证。     

论“无赖派”与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

二战后 ,日本文坛出现一批对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批判反省的文学派别 ,但由于这种批判缺乏深刻性 ,反省缺少自责性 ,导致了日本战后文学理念基础的不坚实。“无赖派”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理念基础上出现一个对未来表现出迷惘的派别。这一派别的作家是以自虐的态度来表现二战后日本战败社会的混乱与凄凉景象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日本战后的政治、道德、伦理、思维意识等社会观念 ,也反映了日本战后文学战争认知理念的迷惘。     

浅析法国战败对越南独立运动的影响

1940年6月14日,德国兵不血刃占领巴黎,22日法国贝当政府签字投降,"大法帝国"的威信一落千丈。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呈现出动摇之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革命风潮"一天一天的愈更激烈起来","民众的斗争精神更是无比的热烈和奋发"①,由于法国战败影响甚广,越南的独立运动也随着局势的发展呈现出多种趋势。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思路及其困境

安倍晋三的"战后外交总决算"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修正主义特质,其实质是在外交层面由顺应"战后安排"向脱离"战后体制"转化,重点是谋求日朝邦交正常化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并推动中日"化竞争为协调",改变有碍历史修正主义的"冷战结构"。安倍基于日本国家利益和修正主义历史观推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出师不利,其所面临的困境难以克服。日本只有顺乎"历史正义"才是"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理性选择。     

“左”葬送了红色高棉

周恩来说:“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情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有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 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假名文字论”与“满洲假名”

"假名文字论"是近代日本文字改革运动的产物,"满洲假名"是它的变异形式。在这一期间假名文字论者经历了从内到外的艰辛历程。但是战后假名文字论者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在于"假名文字论"始终未能得到日本国民的认可。     

日美之间的贸易关系

战后日本对美贸易是一种从属性质的贸易。美国通过对日倾销垄断了日本的进口,掌握了日本的国内市场,同时通过对日本所需粮食、原材料、燃料、机械设备以及日本商品的国外销路的垄断,也     

日本政府“印太战略”下的小多边外交评析

受国内政治影响,日本外交加速转型,在“印太战略”下积极开展小多边外交。该外交具有对内互助性、对外对抗性、日美中心性、议题安全化、合作网络化等特征,意在弥补自身实力不足,联合制衡中国崛起,降低对美安全依存度。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是冷战思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体现,其行为激化了中国周边地区矛盾与分歧,阻碍了互利性经贸合作,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提供外部环境。从根本上看,日本政府小多边外交面临着各机制合作差异化、内生不确定性、日美地位不对称、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等制约因素,其意图与成效存在割裂。     

日美关系研究:尘封“密约”的调查与日美关系的风波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后即着手调查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订以来日本国内关于日美正式条约文本以外还有"秘密条约"传闻的调查,现"密约"基本上得到了证实。日美"密约"相关内容涉及日本与核武、驻日美军对朝鲜半岛动武、美军冲绳基地搬迁等诸多方面。民主党执政就着手调查"密约"的目的,一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标榜尊重国民知情权以树立形象;二是对美外交中施加"民意"压力以争取主动和权益。虽然"密约"内容的披露不会动摇日美同盟的基础和框架,但对日美关系潜在且深远的影响还是存在的。     

“福田主义”与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政策

20世纪以来 ,日本一向高度重视东南亚 ,把该地区视为与日本休戚相关 ,必欲加以控制的战略枢纽、资源供应地和销售市场。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控制之下 ,日本早在 30年代就精心谋划了取代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计划。然而 ,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 ,1936年 11月在五相会议上确定为国策的“南进”政策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彻底破产 ,日本势力被逐出东南亚地区。战后 ,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日本将目光再次投向东南亚 ,以一种新的姿态迈出了“南进”的步伐。日本对东南亚政策是战后日本外交最重要的组…     

岸信介与安倍晋三时期的安保法案修订对比分析

日本战后的两位鹰派首相——岸信介与安倍晋三之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度.二人不仅因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在性格特征上有很多相似性,如坚韧、强硬及灵活务实,而且在政治理念上也展现出更多相似性、传承性.正如安倍在他的《美丽的日本》一书中所言:“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在任内,二人都坚定地促成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对战后日美安保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因受内在因素及外部环境的影响,两部安保修订案内容及诉求又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两部修订案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不仅带有明显的岸信介和安倍个人色彩,而且反映了日本社会、日美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变迁.研究对比两部安保法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未来走向.     

东亚安全形势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

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美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日美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本文以日美同盟关系发展的部分重要历程为主线,勾勒了日本同盟关系中日本的"向心力"与"离心力"的轨迹,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了纵向的思考与分析。文中指出日本对美的"离心力"与"向心力"的交替消长,是随着亚太局势演变和日美力量消长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日美同盟关系依然稳定,并且日本还将尽力维护和强化同盟关系,但日本的大国化是左右日本未来政策与战略的根本与核心,日美在核心利益上的矛盾并未消除,因此日美同盟的今后发展还有不确定性。本研究虽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但对了解日美同盟框架内的日本的国家战略发展有一定的前瞻性,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公共外交中的价值整合及其限度——以韩国就“慰安妇”问题对美公共外交为例

价值整合是公共外交中的关键环节。在韩与日本就"慰安妇"问题对美公共外交竞争中,"历史真相派"通过院外游说、政治宣传、立碑造像等活动,成功地把该问题打造成为美国主流社会接纳并具备强大文化嵌入能力的社会运动,获得了对"历史修正派"的相对优势,并进而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由此,公共外交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结合对象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客观定位价值整合的内容、工具、对象和目标,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