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人言语的共性与个性

言语是魏晋士人清谈的基本载体,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士人的言语世界异彩纷呈,既有鲜明的共同倾向,又有独特的个性差异,极能折射出士人人格的双重性,是后世品鉴魏晋风度的有效渠道。《世说新语》作为士人言语的宝库,其语料价值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的精神内蕴

《世说新语》一书以记载魏晋士人的言行逸事为主,描绘了＂魏晋风度＂之生动图画。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士大夫群体人格追求的写照,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以其特有的潇洒、真率、放旷与智慧诠释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论《世说新语》在魏晋士人容止赏誉上的审美趋向

魏晋士人爱美,特别在意容止的修饰与展示,也特别热衷于容止的赏誉与品评,这种特定的审美时尚在《世说新语.容止》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世说新语》在魏晋士人容止赏誉上的审美趋向主要表现为容颜相貌光鲜亮丽和举止气质阴柔秀雅,具体表现为：容貌上＂珠玉在侧＂、＂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气质风神上＂飘如游龙＂、＂轩如朝霞＂。这种审美情趣从某种意义上表现了魏晋士人自我审美意识的觉醒以及对美的相对独立价值的肯定,为魏晋士人追求人生的自我价值与意义提供了前提。     

魏晋人物品藻中的审美心理探析

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是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独特的概念,从其人物品藻可以看出魏晋士人的审美心理.魏晋士人强调人物的风姿、风采和神韵,推崇"情感深蕴、善于忍耐"的雅量,主张主体的审美心胸,崇尚"简"的审美观念,这些都体现出魏晋人物品藻哲学上追求一种玄远、玄妙的境界.     

《世说新语》的审丑意蕴

在高扬魏晋风流之美的同时，《世说新语》表现出浓郁的“审丑”意蕴：展示了丰富多样的丑的类型，揭示了美丑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规律；通过展示人们物欲追求的种种“丑态”，表现了古代人性意识发展的时代转折；通过描写各种“丑言丑行”，表现了魏晋士人尚真、尚我的主体意识。     

中国古代人才举用制度和青年士人的仕宦实践

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青年士人作为士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特定的人才举用条例下和社会环境中,投身宦海成为他们的主要职业选择。     

略论五代士人“视君犹佣者”的观念

"士"是伴随着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而发展。但每一时代又各有不同,"士"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五代是季世,藩镇根据,战乱不断,士人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们背离了他们既有的价值判断,儒家正统的神圣性开始受到他们怀疑,趋时保身的观念主导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朝三暮四,忠义观念淡薄,仕多朝、事多君是当时士人间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有关,也与时人的价值评判标准有关。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北大核心CSSCI

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追寻“现代士人精神”——“士以天下为己任”刍议

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已消亡,但传统儒学犹存。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传播儒学以及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担当?传统中国的士人是社会政治精英,"士以天下为己任"蕴涵着士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做人"教育——亦即每个人的"修身——道德实践"作为起点,以实现理想的社会政治蓝图为终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理应接续先贤,培育"现代士人精神"。为此需要拓宽视界与胸怀、继承先人的社会责任感、回报社会,增进现代意识与平民情怀,在近年出现的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感召下,为了期待中的中华文化复兴构建道德与社会文明的根基。     

汉代士人阶层的演变

汉代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确立的时代，也是士人阶层急剧演变的时代。专制政治对士人的塑造主要是通过选举制度具体实现的，本文以选举制为视角，考察汉代士人阶层的演变。在汉代，士人阶层经历了两次演变：西汉，由游士到儒士；东汉，由儒士到士大夫。士人由游士、儒士到士大夫，从体制外走入体制内，确为中国文化的一大转变，反映了汉代历史的特征。     

儒道互补的思想根源及其社会价值

作为中国古代士人性格根源的儒道两家，以互补的形式始终并存于士人的理想之中，共同完善着士人的思想性格。“儒道互补”对于士人的人生理想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揭示了儒道两家何以形成互补的思想根源，并论述了“儒道互补”的价值观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论西晋中下层士族、寒微士人与浮竞士风

在西晋,中下层士族和寒微士人的发展因受到门第限制而举步维艰,但中后期的外戚专政和＂八王之乱＂却打破了这种局面,使大量中下层士族和寒微士人得以进入政治核心,这种压抑的制度与巨变的政局,深刻地影响到了此时士人的心态,形成了一种浮竞士风。     

陶渊明隐逸情绪及其现实意蕴阐释

陶渊明的的政治理想并非《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而是“仕而达,济天下”。“士志于道”是历代士人的主导精神,隐逸诗人多不能超然地融入田园山水恰是“士志于道”赋予了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现代生命观的重建。     

观念的近代化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启动——对中国近代化初始阶段的几点思考

19世纪 5 0 -60年代 ,也就是咸丰和同治两朝统治时期 ,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它的萌生 ,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开明士人官僚形成的近代化观念的推动 ,同时 ,他们对近代化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的本质和路向。从观念领域分析 ,咸同之际所萌现的近代化观念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启程的同时 ,也为中国近代化选择了一条难以成功的道路     

闽国士人的政治命运

唐末五代初,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士人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而同时的福建在王氏治理下,相对安定,许多士人为避祸,纷纷南下福建。在闽国前期,王潮、王审知兄弟礼贤下士,得到士人支持,使闽政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与发展;闽国后期,王氏诸主昏聩残暴,信任巫道,蔑视和迫害士人,政治迅速腐败,闽国走向衰亡。     

王充的士人论及其创作观

王充的士人论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士人际遇论 ,对“文吏”与“文儒”的评价、对四种儒士的划分及对“鸿儒”的推崇等。王充的士人论表明他对士人才能与德操的重视 ,对创作之才的赞赏。     

论李白对魏晋风度的继承和超越

李白是魏晋风度的推崇者.他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李白在思想上、诗歌创作上对魏晋风度的继承和超越,成就了他"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不折腰"的人格节操,以及他创造盛唐诗歌高峰的奇迹.     

阮氏父子比较论

“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禹与“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父子都是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分别生活在汉魏之际、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政局不稳,所以他们都曾有过一段隐居的经历,后来又都出山为新兴的政治力量服务。阮禹基本上是一位称职的秘书,而阮籍更富于远见卓识;就思想特点、生活风格而言,父亲相对比较传统,儿子则要潇洒飘逸得多了。     

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赋看汉武帝时代的“士不遇”现象

重贤士、好大赋是汉武帝时代的特征之一。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是武帝时代不同类型士人的代表 ,三人的思想、性格、经历、结局都不相同 ,却都写下了“不遇”之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这三篇赋 ,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武帝时代的士人风貌和文学特征。     

明清“弃儒就贾”现象形成刍议

明清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新思潮不断涌现，“弃儒就贾”现象就是其中之一。从主观方面看明中叶以后新思潮的冲击，使士人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对科举制度的失望，使大量士人放弃科举仕进之路走向了经商之路。而客观上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士人经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商合流”为其融入商人行列提供了客观的渠道；明末社会商业化引起的市场化、世俗化的生活方式也为士人经商提供了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