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宗教与邪教的哲学区分

邪教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公害。邪教总冒宗教之名，混迹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区分邪教与宗教尤其重要。区分邪教与宗教可以从是否神化活着的某一同代人并作为最高教主予以崇拜，对信众超越性追求的不同导向，与末世论相联系的对待现世的截然相反态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学理区分。     

论我国邪教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邪教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现象,其产生和发展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特征。邪教与宗教从信仰角度而言都以某种信仰为内核,以发展信徒为载体,以实现一定的目的为动力,具有内生一致性。但邪教作为一种邪恶组织,与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邪教的实质是一种非法的严重危害人类社会的极端信仰。我国在邪教治理中,存在着治理邪教的法律规范不完善,遏制邪教网络犯罪的措施不合理,取缔邪教组织存在较大困难等问题。我国当务之急是完善邪教治理的相关立法,加强网络反邪教文化建设,加强对新兴宗教的分类管理。     

准确认清宗教与邪教"法轮功"的区别

"法轮功"等邪教根本不是宗教,而是宗教的天敌.宗教与"法轮功"等各种邪教有五点本质不同社会性质不同;崇拜偶像不同;组织方式不同;活动目的不同;适用政策不同.     

日本的宗教监管与邪教应对及其启示

近代日本的宗教政策历经一系列迂回曲折,在战后重新确立了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宽松自由的政策环境下,战后宗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缺少邪教立法,宗教主管部门的权限又被限制在世俗的"非宗教性"部分,无权干涉宗教团体的"宗教性"事务,日本邪教问题多发。自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宗教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邪教团体打着宗教之名进行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直至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以后,日本政府终于修改了相关法律,强化了对宗教法人的监督。全国灵感商法对策律师联络会、日本脱离邪教协会、全国邪教对策大学网络圈等社会团体相继出现,展开了邪教预防和离教帮扶的活动。日本的这些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和邪教防控工作的启示是:完善宗教管理和反邪教相关立法;深入探究邪教生成和传播的机制;围绕目标人群,建立有效防御网;提高宗教素养,增强邪教免疫力。     

试析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宗教与邪教是相对应的概念,但二者又有质的不同。本文主要从信仰对象、教主产生方式、立教目的、理论学说、活动方式、文化价值、对科学的态度、社会效果、存在期限等九个方面论述了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惩治邪教的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构建完善、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是惩治邪教的基础和前提。在宗教管理法律规范方面,应当细化宗教市场准入管制的规定、移植宗教地位观察期制度、严格规范传教行为、健全宗教强制退市制度;在行政管理及处罚法律规范方面,需要强化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及时发现、认定和处罚邪教实施的各种违法行为,即重在法律的实现和执行;在民事法律规范方面,应完善民事侵权或损害赔偿规范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规范;在刑事法律规范方面,应当增设罪名和调整刑罚设置。     

宗教与法律互惠功能的研究

宗教和法律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宗教对法律的传承触及制度、价值层面;法律对宗教的维护也是明显的,对于二者相互功能的探讨,有助于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工作具体到国家的法治建设领域。     

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宗教与邪教是对立的,它们的区别就在于: 一、正常宗教信仰尊重理性,一般不反对科学,而邪教则大反科学,大搞迷信。 二、宗教讲对神的崇拜,而邪教推行对教主个人崇拜。 三、各种宗教对社会采取的是积极的相适应的态度,而邪教却与整个社会为敌。     

清朝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历史智慧及当下镜鉴

当下的宗教事务法律治理需要回采历史、以史鉴今。在传统社会中,清代宗教事务的法律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清朝重视宗教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注重宗教立法,注重因地制宜、因教制宜的多元治理策略,针对不同的民族、不同宗教给予区别对待,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宗教宽容。但也注意护持正教、黜邪崇正,对邪教及宗教犯罪严加打击。清政府将宗教事务纳入行政管理体制,既设立了礼部、理藩院等中央机构,还设立分级的宗教管理机构,对宗教人员的认定资格、教徒登记、宗教场所、宗教人员行为规范、宗教人员犯罪的处罚都从法律上做了具体规定。清朝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立法宗旨及具体措施值得当下适度借鉴。     

论邪教

邪教是指利用宗教及其它文化形成反社会的学说 ,并以此作为对他人精神控制的手段 ,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端团体。邪教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相对性、社会危害性属性。与其他犯罪类型比较 ,当代邪教显示出群众性、再生性、文化性、组织性、动态性特征。邪教与宗教有明显区别     

文化变异：明清“邪教”教义的形成与内涵

这里的"邪教"概念侧重于明清时期那些与社会、政府相对立而没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的民间教派。邪教教义是邪教组织的信仰核心,其载体就是邪教经卷,形形色色的经卷基本上都借用了现成的文化传播形式,尤其是宝卷。邪教教主一旦拥有经卷,也就拥有了传教权力,而且,其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经济动因。明清邪教教义的形成,与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受到了历史上弥勒教、白莲宗、摩尼教等异端思想的影响。明清邪教教义主要包括:"三佛应劫"说、"无生老母"信仰、末世思想、叛逆思想、劝善与迷信等内容。     

刑法第300条邪教犯罪的立法证成和司法认定

不论是基于反邪教立法传统,还是当前邪教治理的客观需要,我国都有制定并保留刑法第300条反邪教法律条文的必要。为了避免出现预防性立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干预,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的认定应当遵守主客观相结合原则,准确把握犯罪适用条件,严格区分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和单纯的信仰邪教行为,避免将信仰自由犯罪化,规范和保护新兴宗教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从伊斯兰教谈起

法律与宗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的产生源于宗教,在宗教影响较大的族群中,法律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通过诉诸神灵的权威,获得了正当性的基础。同样,伊斯兰法文化对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伊斯兰教的构成体系中,教法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伊斯兰生活方式的典型体现,展现出广泛的社会整合与协调作用。     

试论把握邪教本质特征的现实意义

邪教与宗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邪教是新兴宗教中的特殊现象,其本质特征是现世利益本位、教主崇拜、控制严密、对信众身心健康有害和有妨害社会安全的行为.把握邪教的本质特征,对于预防邪教危害、保护人民群众正常的宗教信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社会的法律治理

伴随网络社会的形成,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迫在眉睫。在宗教、习惯、道德、法律等多种社会控制方法中,"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获得了普遍地支持。即,网络社会的治理,应当诉诸于法律治理。法律治理拥有普遍性、强制性、正当性三个特点;法律治理的目标在于确保功能、实现有序、维护安全;法律治理的原则在于平衡适度、比例、特色治理。     

论宗教与邪教的界限和根本区别

当今世界的邪教事件频繁发生,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邪教组织3300多个,信徒数千万人.80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邪教组织,它们虽然名称各异,活动方式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就所打的旗号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打着宗教的旗号的邪教,诸如打着基督教旗号的"灵灵教"、"呼喊派"、"三班仆人派"、"东方闪电"、"被立王"、"主神教"、"新约教会"、"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打着佛教旗号的"观音法门"、"灵仙真佛宗"等;另一种类型是打着气功或功法旗号的邪教,如"法轮功"等.因此,严格区分宗教与邪教的界限与区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仪式与法律信仰主义文化的建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司法仪式在法制中所处的位置和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而不同的司法仪式又强化了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在西方的传统的社会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司法仪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这种文化是培育现代法治的沃土。中国传统社会对司法仪式极端轻视,而既有的司法仪式又过多地蕴含着军事化的色彩和革命主义的情节,这都强化了背后的法律工具主义的文化。培养现代法律信仰主义文化则应先从重视司法仪式开始。     

论邪教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及其社会危害

当代中国,各种邪教滋生,冒用宗教等名义,从事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勾当,堪称人类的祸害、社会的毒瘤。必须充分认清邪教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及其给当今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高识别邪教组织、防止邪教势力蔓延的能力。必须准确有力打击邪教,才能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法律的信仰与信仰的法律——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观及其对现代司法的影响

健全的社会必须兼具健全的法律秩序和健全的法律信仰。现代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涵义应当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探讨。法律与宗教构成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渗透。法律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要素,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确立法律信仰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论传统宗教对当代邪教抵制批驳的不可替代性

邪教的存在和发展,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也与传统宗教势不两立。在与邪教的斗争中,应充分认识并发挥传统宗教特有的敏锐性和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