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模表彰制度的由来

英模表彰制度,肇始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动员和表彰活动。在歌唱＂劳工神圣＂,高呼＂保卫苏维埃＂的同时,褒扬的是参加＂革命竞赛＂、积极＂优红拥军＂的模范。党和苏维埃政权号召向英模学习,悼念、追思英烈,并以烈士姓名命名牺牲地或出生地,建纪念亭、纪念碑、纪念塔以及纪念馆等。自延安时期起,英模表彰运动广泛开展并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具有代表性的是“吴满有运动”、“赵占魁运动”和“黄立德运动”。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第一届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劳动人民空前荣典”的大会,标志着英模表彰运动走向成熟。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英模表彰制度最终定型。     

吴满有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农村经济政策

吴满有是大生产运动中著名的劳动英雄。抗战后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了吴满有运动,号召边区全体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并宣传吴满有方向符合中共农村经济政策,打消农民扩大生产的顾虑,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出现"左"的错误,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中共继续坚持吴满有方向,教育和组织群众恢复生产。吴满有运动是中共鼓励全体农民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和保存新富农经济的具体实践,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探索,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化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政治动员议题的建构、实施及效果评析——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考察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兴起于苏联的一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至今已80年。从政治动员的视角审视该运动可以发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反映出苏共对动员议题的建构和实施,苏共通过物质刺激、精神鼓动、政治施魅、严刑峻法等四种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全国的开展。从动员议题的效果来看,斯达汉诺夫运动帮助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捍卫了新生政权,实现了苏共的既定目标,但苏共急于求成的发展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民众的积极性,影响了苏共的执政效力。     

毛岸英:“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毛岸英是湘潭人,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作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时刻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8岁时,毛岸英就随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曾在上海街头流浪。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毛岸英参加了苏军大反攻。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在吴家枣园“劳动大学”进修,向农民吴满有“跟班学习”,了解农村和农民情况。     

中共党团的产生与强化:苏联因素、革命语境与制度竞争

中共党团是党组的前身,其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苏联因素,中共党团在俄国共产党制度输出与早期共产党人对俄共(布)进行制度模仿的双重动力下产生;二是革命语境,在中国革命建国的语境下,建立党团是加强党对工会和工人运动领导,进一步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需要;三是制度竞争,国民党党团对中共党团在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和两党合作斗争等方面形成的竞争态势,成为中共党团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延安时期乡村农民的心理嬗变

长期以来由于民众自我认同的缺失,致使乡村社会一直处在那种波波澜不惊的既往秩序之中,＂生来＂就是＂牛马＂之身的认知意识,底垫了他们逆来顺受的社会意识和恐惧心理。而陕甘宁边区新的社会因素的出现,特别是开展以＂吴满有运动＂为代表的劳动英雄奖励大会,无疑在摧毁着既有的社会意识。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身份的确认,又从根本上促成了边区民众心理的嬗变。     

尊师重教 表彰先进——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庆祝第28个教师节表彰大会略记

[本刊讯]2012年9月10日,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庆祝第28个教师节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中共桂林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石东龙同志亲临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市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唐开国主持大会并总结了近两年来市委党校的工作。石东龙同志代表市委向市委     

苏联对华政策与中共革命战略的形成（1945-1946）

1945年至1946年，是中国共产党战后革命战略形成的关键年代。在苏联对华政策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动，做出了灵活及时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充分利用了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及时夺取了军事上有利的战略地位置，而且顺应和把握了国际和国内局势的走向，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了主动权。在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过程中，高举起了革命战争的大旗，并最终把中国革命全面推向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制度建设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确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实行了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健全了党委制，规定了党委会工作方法等等：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为战争形势的转变、中共及其军队纪律的加强、中共党内民主的扩大并使中共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今大，这些制度建设对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提高干部素质等方面，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

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载体。从其基本特征来看,这一制度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公民意志的统一、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统一、坚持以德为先与突出功绩导向的统一,鲜明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其价值追求来看,这一制度能够发挥价值引领与价值导向作用,协调价值理想与价值规范,促进价值体系的整体性与层次性统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熔铸。从其作用路径来看,这一制度是对价值观的人格化诠释、仪式化呈现,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规范保障,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传播。     

试论中共早期对外政策的特点

1921至1935年是中共成立并逐渐发展的阶段,对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本文试图分析早期中共对外政策的三个特点:首先,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服从于世界革命;其次,在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中,以阶级利益标准处理中外关系,并且将阶级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最后,在处理中苏矛盾时,中共对苏联政策具有苏联利益中心倾向。     

最早的中共女党员缪伯英

在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这就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缪伯英。     

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对苏联模式态度的深刻检讨

本文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式照搬和对苏联模式教条主义态度的破除两方面,说明并肯定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反思苏联模式,深刻检讨对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态度所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共执政初期的党费制度（1949-1956）

中共从第一个党章提出党费的征收标准起,党费制度不断发展完善。1949-1956年间,中共党费制度调整频繁。货币的统一为初步统一党费收缴标准奠定了基础。中共及时调整党员缴纳党费的标准,逐步形成相对统一的收缴标准;解决党费收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党员按时按规定缴纳党费,党组织按规定征收党费;明确党费使用范围,要求党组织按规定使用党费;加强对党费收缴和使用情况的监督,形成党费的报告制度。这一期间关于收缴党费的一些规定,形成了党费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中共主要领导人制度治党思想演进历程的文本学考察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和保障,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制度治党。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制度治党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创立、发展、丰富到成熟的演进历程。从文本学角度系统梳理这一历程,对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制度治党的重要性、必要性及紧迫性,增强制度意识,加快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对苏联模式态度的深刻检讨

本文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式照搬和对苏联模式教条主义态度的破除两方面,说明并肯定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反思苏联模式,深刻检讨对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态度所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对台政策的演变

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探索。尽管所处时代不同，但他们提出的对台方针政策不仅一脉相承，而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而大大地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与青年的关系演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很重视青年工作,主张教育青年、争取青年、赢得青年。然而青年并不是一开始就愿意主动跟着中共走的,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才最终确立了如今的关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与青年的关系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共通过青年团团结、组织和动员青年、直接领导青年参加反帝运动和青年与反共言论作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