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被援引的国家:村庄的“气”与村民的上访

"出气"是农民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访并不意味着农民与国家的对抗,而是他们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找回村庄中已经失衡的秩序。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村干部和村民都会不断地援引国家的力量为自己出气。同时,国家的无意甚至是被动介入,也会打破村庄既有的平衡,制造出新的"气"。村庄的"气"会不断地衍生,农民的上访也不会消失。随着资源下乡的日益增多和农民需求的多元化,以上访的形式借国家"出气"将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常态。     

维权与维稳的内在逻辑及相互促进机制

维权与维稳在深层关系上是相互促进的。没有对权利的保障,社会就会充满怨气,基本秩序失去根基;没有社会稳定,权利的保障也就成为无本之木。现实中出现维权与维稳的对立,主要是由于民众在表达诉求时,采取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形式,政府在应对民众诉求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依据诉求是否正当及表达方式是否合法两个维度,可以区分出四种维权行为,其中,诉求正当却采取了不合法的形式去表达是导致当前公共冲突频发和冲突能量无法规范的主导类型。从2000年以来25起典型案例来看,表达方式的非法化主要包括被迫无奈式、团体失控式、即时反应式、以牙还牙式、应急建构式、同类仿效式、特意泄愤式等七种类型。公共冲突治理的关键是要促进民众正当诉求的合法化表达,这就需要从抗议者的认知、情绪、意志、价值等主观方面综合施力,并对其行为边界加以有效约束。要增进维权与维稳的相互促进关系,需要在四个方面建立和完善机制体系:大力疏通现有制度中的民众表达渠道和改进政府及时回应机制;针对现有制度的空白和缺陷,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纠纷化解机制;改革现存的不当的冲突管理思维和模式,建立合法、有效、科学的冲突截断机制;在不同的冲突管理阶段,完善冲突能量的体制内回流机制。     

系统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探析——以贵州为个案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引发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有其生成演化逻辑。主要缘于社会转型期冲突因子的堆积、社会结构变迁中不满群体陡增、利益对垒的自力"抗争"、不公情境的"集体反抗"、现代化与民族风俗习惯的博弈、诉求渠道不畅下"被激怒的理性"、基层政府治理能力不足、战略谋划缺乏系统性、治理制度化程度低、应对能力不尽人意等。     

从社会运动到新社会运动:理论谱系与演化进路

作为多维框架的综合性理论呈现,社会运动理论围绕"何以发生、何以演化、何以收场"的生成逻辑衍生出不同理论流派。社会运动的知识传统,在欧美学界大体形成以美国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研究和以西欧的新社会运动研究为主要理论范式。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及演化来看,主要包括古典的集体行为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等等。从西欧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来看,主要基于在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反思和建构基础上生成的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从社会运动走向新社会运动,美欧两大阵营的研究旨趣、概念命题及框架内容等呈现不同的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运动型治理:内在逻辑、矛盾冲突与反思超越

运动型治理以一种灵活高效的治理方式,打破科层制的常规运作模式,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通常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运动型治理的发生动因和持续演进有着合理的逻辑因素,即政绩合法性的逻辑、执政党政治的逻辑和地方自主性的逻辑。随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运动型治理方式面临制度性冲突和组织间冲突,导致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资源在政治体系内部消耗过甚,原本具有灵活精确的治理模式变得成本巨大,难以维持。以制度为框架,增强运动型治理方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耦合性,反思运动型治理的历史脉络、演进形态、制度基础和治理逻辑,有助于深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超越国家治理的固有范式。     

义马市集体上访的成因及治理对策

1995年1月至1996年5月的17个月时间里，义乌市仅20人以上的赴省、三门峡市和义马市委、市政府、义乌矿务局集体上访就达40多起，集体上访人口达3000余人（次）。这些装体上访不仅影响社会政治稳定，而且严重干扰了各级领导的正常工作和办公秩序，影响了该市形象，对招商引资、扩大改革开放极为不利。本文规就这些集体上访的成因、治理对策作一探讨。一、集体上访的原因据对1995年以来，30起集体上访事件分析，要求解决或达到的目的不外以下四种：（1）对征地、折迁补偿费不满。如义马村道北组居民、马岭一些村组农民多次集体到义马市委、市…     

业主集体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强人治理——基于业主委员会的多案例研究

"三驾马车"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由于业委会的瘫痪长期面临着公共治理产品输出的困境,社区陷于物业管理矛盾将发或频发的风险境地。从公共品治理理论出发,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结构中业主组织缺位造成的小区失序,包括制度成本、权威压制在内的业主行动的外部成本和小区规模、复杂情况等的内部成本构成作为潜在集团的业主组织行动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特殊业主的出现及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考量将构成业主行动的内部条件。多案例研究发现,"明星小区"从业主维权成功进入社区自治的实践背后存在重要的强人逻辑。强人治理是理解中国特定基层社区治理生态的透镜及问题表征。通过对强人治理的形成机制及逻辑困境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从制度层面疏解社区治理风险的若干对策。     

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居民维权实现路径

社区居民维权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正在逐渐升温。面对社区居民和开发商、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职能部门、组织之间侵权发生的现实,社区居民维权特征呈现显著变化。同时,体现出社区居民维权主体受限、维权方式激进和维权行为理念缺失三个方面的维权困境。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社区居民维权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具体表现。从政府、社会、居民三个层面入手,政府合理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成为社区居民维权的现实路径。     

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合作治理视域下信访的价值定位与逻辑演进

作为本土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现象,信访应以公平、法治、多元基础上的合作治理作为价值导向。信访是合作治理本土化的政治参与命题,具有"亚政治"的风险治理效能,信访多元化亦是合作治理构建的路径契合。然而,当前信访却存在与合作治理的现实冲突,其主要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信访考评对合作治理的机制制约、信访的"运动式治理"传统与合作治理的不兼容、信访者片面化的平等诉求与治理理念的冲突性。基于此,优化信访的路径应为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中定位信访功能、确立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以法治的治理原则规范信访机制。     

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研究——以鲁北M村为例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城郊村集体经济形式变迁与治理形态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文中呈现了在城镇化背景下的鲁北M村的集体经济形式从再集体化工业经济向集体土地非农化流转经济转变,以及村庄治理形态从干部支配型治理转向强人共治型治理的发展历程。在这一治理形态转换过程中,村庄权威从干部权威更替为强人权威,治理方式从专制转变为协商,治理载体从村委会转移到村代会。进一步的分析中,笔者发现,M村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与治理形态的转换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其内在作用机制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的变迁会直接带来村庄利益结构的重构,进而引发村民政治参与和村庄权威的重塑,并最终导致村庄治理形态的转换。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村庄集体经济形式变迁是影响村庄治理形态转换的核心因素。     

基层信访治理模式之转换:从“压制型”向“回应型”

信访是彰显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之间的一种交往理性,是公众对政府能力信赖与期待的策略选择,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冲突的指数。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兴起和行政法治的深入推进,传统的压制型信访治理模式呈现维稳与维权的两难困境,公众的权利保障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难以得到平等的维护与回应,已不适应现代国家的民主法治理念。要实现基层信访工作的实效性,就要革新治理模式,寻求维权与维稳的平衡点,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并引入第三方协同参与治理,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实现治理模式由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由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迈进。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困境与内生权威嵌入的新乡贤治理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由间接治理模式向直接治理模式转变,乡村基层组织的财政基础、治理方式和权力结构以及治理运行逻辑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完全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传统地方权威在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失效和失语。而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当前非体制精英的崛起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变迁显著的特点,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从一元政治精英向多元精英治理转变。重塑乡村精英的"新乡贤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缓解后农业税时代直接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困境。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     

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价值转向与重塑——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与探讨

世界高等教育逐渐步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以来,世界各国(地区)在加强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质量治理体系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新时代的到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逻辑起点已从应对高校外部环境问责转向内部大学生学习质量的探讨。从价值观转向与重塑的分析视角,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式,探讨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质量治理价值转向的社会背景需求,提出高等学校应基于"至善"的社会身份认知、"多元极化"的思维逻辑、"有限理性"的行动机制、"履行承诺"的评价策略重塑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行为的价值观体系。     

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的空间正义及其制度实现

在新发展阶段,"城乡中国"将会成功转型为"城市中国",理解中国城市治理将成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佳窗口。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目标实现。空间正义理论与新发展阶段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内在耦合,空间正义必然地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伦理诉求。通过对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城市空间权利、城市空间贫困、城市空间更新等问题的批判,未来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需要遵循"人民性"的政治逻辑、"城市性"的治理逻辑以及"个体性"的技术逻辑,从"治理共同体""协商式治理"与"精细化服务"三个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形成迈向空间正义的城市基层治理框架。     

开放选举与封闭治理:精英行动逻辑视域中的村庄权力再生产

精英与权力一直是村庄研究学术史中的主角。本文以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作为连接选举与治理的具体线索,完整展现个案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内在逻辑。个案研究表明,村庄精英在选举和治理场域中呈现出双重行动逻辑:作为选举行动逻辑的差序动员和作为治理行动逻辑的消极服从。差序动员表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选举阶段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消极服从则说明村庄权力再生产在治理阶段仍然带有排他性和封闭性。从差序动员到消极服从的转变说明,村庄精英的权力身份和体制精英与现有治理制度的利益绑定是影响村庄权力再生产的关键因素。非体制精英治理改革的失败则说明民主选举在驱动民主治理方面存在失灵风险。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源流、特征及趋向

社会治理的技术逻辑呈现了技术决定论的历史演进与局限超越,聚焦技术对社会的塑造和技术对治理的建构,经历了社会修正、改进和发展的过程.从技术决定论、专家治国论到技术赋能和支撑社会发展,人类以技术逻辑建构社会逻辑,产生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思辨和实践."互联网+"和"区块链+"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技术逻辑的当代呈现形式,体现出算法确定的边界逻辑、数据构建的场景逻辑和多元呈现的风险逻辑.作为互联网时代的2.0版,"区块链+"实现了从私人生活连接、经济发展连接到政治活动有效连接的时代转向,有助于实现社会治理的"共治性"模式创新.面向新时代的"中国之治",要兼顾好科技和人文的辩证关系,以智慧治理统合价值理念,聚焦打造有温度的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