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网络的性别差异——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项目(CGSS2005)的调查数据提取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关系支持因子、弱关系支持因子和工具性支持因子,对三个因子做性别比较,并把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要提高女性的社会支持网络资源,应该逐渐消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注重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升女性的劳动收入,从而提高女性的工作和社会生活满意度.     

城市老年人福利需求的实证研究——基于对苏州的调查与分析

我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苏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居全国较大城市前列,问题较为突出。文中以苏州市城市家庭的调查结果为依据,以社会福利理论为指导,在考察老年人的福利现状、分析老年人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提升老年福利水平的基本路径。     

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区位商进行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并进而利用测算的数据对文化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湖南文化产业主要集聚区域在长沙地区;文化产业集聚水平演变处于短期的下降趋势;产业投资、消费需求和通讯设施等因素水平提高有利于提高文化产业的集聚程度,而自然资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却不显著。     

老年人社会福利性别差异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社会福利不仅要提供人们生存所需的资金和物质援助,还要使每个人公平地享有参与社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分析发现,老年女性个人经济收入、养老保险水平、医疗保险水平均低于老年男性;老年女性生活照料需求率高于男性,但是照料需求的满足则明显低于男性;老年女性基层政权参与度、社会事务和社会公益活动参与度均有待于提高。因此,建议从提高老年女性的经济收入、纠正社会保险中的性别差异现象、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缓解女性服务需求不足现状、提高老年女性对基层政权建设和各类社会事务的认知度以及参与的积极性等方面入手,建构性别平等的社会养老福利体系。     

城市融入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其在经济社会中的生育行为,在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状况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进而将其城市融入程度细分为经济融入、关系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并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数据分别对这三个维度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进行逐一检验与分析。最终实证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和关系融入程度对其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心理融入作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高级阶段,对其生育意愿产生的影响与前两者有明显差异。政府部门应采取减轻流动群体在城市环境中的经济压力、消解流动群体在交往中产生的社会排斥现象、科学预测流动群体生育观念的变化趋势、提升流动群体在求职就业中的人力资本等措施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以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家庭收入与生育水平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下,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Probit二元回归方法,对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生育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收入增加对微观家庭生育水平的影响,从微观视角探讨收入补贴型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研究认为：收入与家庭生育水平整体呈弱的正相关性,收入增加无法显著提高微观家庭生育水平;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会造成生育水平的长期持续降低,低生育问题不能依靠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自发解决;收入补贴型生育支持政策可以缓解社会生育水平下滑,但有效提振社会生育水平需要更加有力、全面、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应当加快生育政策的全面转型、制定差异化补贴标准、探索生育支持政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基于X市的实证分析

中国整体上已进入到城市型社会,城市安全发展事项业已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构建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城市承灾能力与抗灾能力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水平、生态环境、防治项目、应急演练等因素能够显著降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发生。进而探索了城市承灾能力和抗灾能力的提升路径,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参考借鉴。     

经济因素对住房价格驱动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11城市面板数据

经济因素对房地产市场至关重要,但不同的区域影响力会有较大的差异。与以往研究中常采用全国性的数据有别,本文利用浙江省11市1994—2008年的宏观经济和房地产相关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区域宏观经济与住房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区域经济中实际人均GDP、城市人口、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等经济因素对房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且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能导致住房价格的上涨,经济增长对住房价格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     

城镇居民职业地位变迁的性别差异——基于全国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城镇居民职业地位变迁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是当前性别不平等的重要表现。通过对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本研究从职业类别、职称、管理级别、国家行政级别、主管／挂靠单位级别和单位类型等方面探讨了城镇居民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性别差异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在职称的变动、管理位置的变动、行政级别的变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较之女性具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职业地位变迁过程中,不同性别的居民还是存在多方面的差异的,男性具有更大的优势。     

我国能源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借助麦氏指数将2000~2007年我国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变化,并且以2000~200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多种因素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等均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女性政治效能感实证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

对全国样本的研究发现,女性内在及外在政治效能感均显著低于男性,年龄与政治效能感成反比,收入和文化程度与政治效能感成正比,党员和团员政治效能感高于群众,社会上层的政治效能感高于社会底层,时事政治关注、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有显著影响。应采取提升女性综合素质、加强政治能力建设和政治回应等措施,提升女性政治效能感。     

中国老年人的人口和社会特征性别差异分析

老年人在人口和社会特征方面的性别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既有自然原因也有社会原因,这种存在是解决老龄问题和从事社会性别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特别是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和长表,以及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万分之一微观数据的基础上整理出的其中一部分老年人信息,可以揭示和反映中国老年人在各类特征上的性别差异。分析主要针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年龄、教育、婚姻、居住方式、主要生活来源和健康的性别差异展开,既作了双变量和三变量的描述性分析,也作了多变量分析。多元分析发现,在低龄老人中女性健康状况要好于男性,在高龄老人中女性健康状况比男性更差;女性无论在低年龄还是高年龄都比男性更依赖与子女同住;男性在低年龄时比女性更依赖最低社会保障金,女性则在高龄时比男性更依赖最低社会保障金。     

城市化进程是否减少了我国耕地面积——基于全国城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9年到2009年的全国283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分别采用多元回归以及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实证分析了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说明耕地面积是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因此在城市化初期要注重耕地保护,合理规划城市土地,使城市化更好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而在高度城市化阶段,要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保持耕地总量平衡。     

论死刑的威慑力——基于域外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A国与C国有关数据进行的辩证分析表明,现存证据对于死刑具有威慑力的证明是出人意料脆弱的,死刑是否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不仅仅值得合理怀疑而且更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从这些实证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死刑的作用并不广泛,且无法确定其作用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在当代刑法理念已经从报应转换为纠正、维权的今天,我们应当从中明确我国刑事立法推进的大体方向。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研究——基于广州天津等八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构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对穗津等八个代表性城市进行对比研究,重点突出了广州和天津两大区域中心城市。广州在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与科技发展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人均水平方面增长性显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比较优势明显,信息、科技服务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空间;而天津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和成长潜力上略胜一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发展优势逐步显现,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业显现较好发展趋势。     

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交往探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分析

流动儿童的城市社会交往遵循独特的运作逻辑.从其城市生活的社会情境出发,学校类型、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方式、社区人员构成和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都会影响到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接触机会、交往过程,从而产生不同的交往后果.为此,应从教育设置、家庭因素和社区结构三方面共同促使流动儿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交往系统.     

FDI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29个省份省级面板数据

通过使用倍差法比较各省份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前后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进而研究FDI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引入促进了熟练劳动者以及受中等教育人数的提高,但对于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本水平具有不同的影响。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省份,其农村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的人口比例相对较高,而获得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相对于其他省份较低。在时间段和影响程度方面,FDI对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程度在90年代相对于80年代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