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教育性质探究

收容教育制度设立初期,对于根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丑恶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法治精神的深入人心和《立法法》的实施,收容教育制度由于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不合法律程序、严重违反法治精神在法律界受到较大诟病。学界对此大体存在"行政强制说"、"行政处罚说"、"保安处分措施说"以及"违法惯常行为矫治措施说"四种,四种学说各有利弊。     

我国收容教育制度废除论

收容教育制度原本是一种行政强制性教育措施和一种暂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但在实践中，收容教育制度已经演变为由公安机关决定和执行，较长时间剥夺卖淫嫖娼人员人身自由的“准刑罚”。收容教育制度欠缺价值合理性，收容教育的目的和方针、法律属性、适用对象、期限、适用程序、惩处强度等均无正当性。作为较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收容教育制度所依据的行政法规与《宪法》相冲突，与上位法相冲突，无基本的合法性依据，严重侵犯人权，已不符合我国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的要求，理应尽快废除。     

WTO的价值理念与我国行政法律制度法治化

W TO的法律制度和价值理念基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和西方的法治传统 ,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法治原则的价值要求 ,适应 W TO法律制度的过程与我国的法治进程有着共同的方向和价值。适应 W TO的法律制度 ,不在于法律条文在形式上的改变与调整 ,而在于价值理念的一致。要实现行政法律制度的法治化 ,就必须对权力与权利要有正确的定位 ,体现行政法律制度所应有的公正与公平 ,不能把行政管理的目标和行政法律制度应当具有的价值相等同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民族的生存方式孕育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铸就了民族法律文化的魂灵，而民族文化和民族法律文化形成了各异的民族性格。西方法律文化创造了西方制度文明，但其未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借鉴、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虽然必要，但也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否则只会“南橘北枳”。几十年社会主义法制实践证明，刚硬、冷峻的法律实际上饱含人类的悲悯之情，法律的魂灵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失落的魂灵。社会主义法治才会真正实现。     

英国令状制度研究——兼论传统的价值

以令状制度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英国普通法具有浓厚的历史意味,英国法律文化的诸多特征均源自于令状制度,对该制度进行历时性考察可以解释传统在英国法律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令状制度是特定民族文化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反过来又型塑和强化了英国的法律文化.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凸显、法治建设亟待完善的时期,应该适时地对传统法律文化中有价值的因素给予关注与考量,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联.     

法教育学与中国社会

法治从结构上可划分为制度的法治与文化的法治。制度的法治在于法律制度本身基本具备法治的制度性标准 ;文化的法治意指社会公众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尊崇权利和信仰法律。中国法治的关键在于文化的法治 ,亦即培育中国的权利文化。法教育学的主题在于如何构造中国的权利文化 ,而变革的社会、权利文化的追求和通过教育实现法治的方法必然使法教育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并服务于中国法治文明的实现。     

孝文化的法律表达:亲亲相犯的差异化处置——对两起故意杀人案件的法社会学分析

基于两起故意杀人案件中亲子相犯的差异化处置,追溯我国传统法律在涉及故意杀人罪中对孝道文化价值的维系,结合现代部分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在该罪中对家庭伦理的彰显。我们认为,刑法应当对量刑实践中亲子相犯时的差异化判罚给予合法性和正当性,彰显孝道价值。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建设更应符合中国自身情况,观照中国的法律传统,符合广大民众所认可的普遍道德原则,体现法治自信。     

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再生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1]。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关系到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原生力量,为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本土资源;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具有再生价值;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要创造性地传承和发展传统法律文化,探讨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新生路径。     

法治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法治文化的内容可分为实体法治文化与程序法治文化。中国法治文化的困境表现为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的冲突、法治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冲突、程序法治文化与实体法治文化的冲突，进而从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寻找出路。     

黄海波案件的宪法学思考

2014年度评选出的十大涉宪案例中,黄海波被收容教育案倍受社会舆论关注。在劳动教养被废止之后,有"小劳教"之称的收容教育制度由于此案而再次进入法学界的视野。黄海波案件还涉及公众人物人格权、公民劳动权、平等权等宪法和法律保障问题。笔者试图以此案为例,基于宪法理论,对收容教育制度、公众人物个人隐私过度曝光以及剥夺劣迹明星演艺权等问题展开论述。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初探

文章从宪政的视角审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该制度改革的设想。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与行政法原则不相符合、与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原则相背离等问题。劳动教养制度产生之初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求制度也要作相应的变化。目前谈论废除这一制度是不合时宜的,应当通改进立法,规范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和范围、适用程序以及执行,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体现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的精神。     

法文化"二元冲突"的传统法文化因素

我国目前制度性法文化和观念性法文化存在"二元冲突"的状况,这种冲突本质上是传统法文化观念对现代法治观念的排拒.主要表现为"礼治"等级特殊性原则与法律普遍平等性原则的冲突;权力至上传统与法律至上原则的冲突;程序正义观念与程序虚无观念的冲突;工具意识的法律取向与保障权利的法治原则的冲突.     

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以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为核心

录囚、直诉与会审均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在传统司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明确该制度的运行机制后，应当洞悉该制度的精神意蕴和此种精神意蕴对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的核心价值是“仁”，换用现代法学的语汇是对“人”的关注。解析传统法律中对人的形塑与关怀，与现代法治文明中的人的地位进行合理性通约，乃是传统司法文化古为今用的不二法门。     

观念法文化对制度法文化的滞后分析

我国当今法治建设存在着观念法文化对制度法文化严重滞后。由于深厚的传统法观念的影响和我国法治建设整体推进的不足导致这种滞后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法律心理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滞后,法律意识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滞后及法律思想对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的滞后,只有实行观念法文化和制度法文化的整合才能解决。     

中国人文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

不同的文明造就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的民族精神孕育了不同的法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和法制思想以其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体现着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但如何将传统人文精神中与现代法治相冲突的地方转换过来,加速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兼论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中国加入WTO后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法治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保证。当然在学习、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 ,应包括对它的选择与批判 ,应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吸纳和消化现代西方法律文明。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它将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多方面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施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的文化解读

文化内涵制约制度的设立及形式。文化的灵魂与核心是价值观,而文化价值观的最高表现形式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有文化的支持,即法律制度要根植于文化土壤中。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死刑复核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关联,其运行机制深受“天人合一”观、报应观、“无讼”的仁政观和盛世观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慎刑”法律思想文化的具体体现。     

法律语言确定性与法律文化的发展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英美法律语言和中国传统法律语言不同的发展特点源自于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特性。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法律借鉴、移植必须使制度性的法律文化与观念性的法律文化同步发展,使法治精神通过民众的语言体现出来。     

论“私了”——从非正式制度到正式制度

任何法律制度只有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才有生命力,纠纷解决机制也不例外,它必须既具法制手段又有文化基础.通过现代契约制度、程序制度使中国的"私了"传统与西方法治原则相契合,中国可以在正式制度上构建一种解决纠纷的"私了"制度,以达到利用和改造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非正式制度之目的.这一制度不仅应兼具中国传统与现代法治特色,而且应能接受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和博弈论的验证.具体而言,中国可将"私了"实体制度纳入到民法之契约法中,同时在民法中规定"私了"程序制度.     

法治教育路径拓展中的传统文化因素考量

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在当今公民法治教育中承担何种角色,需要从历史的文化积淀中抽取其精神特质,在阐明传统文化与法治教育相背离因素的同时,考究传统文化与法治教育相契合的方面。通过角度的交叉,从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可及传统文化对于公民行为的规制等内容分析,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法治教育因素逐步呈现,明确传统文化在当代法治建设中的价值,进而推动传统文化与法治教育的关联构建,以期实现其与法治教育共振,拓展法治教育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