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闭社区与街区制:一个边界理论的视角

域外对封闭社区的研究主要沿着恐惧文化与消费者俱乐部两种进路,后者对我国封闭社区的勃兴更具解释力。我国封闭社区在历史因素形塑下展现出不同特点,而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改革开放后重塑的法秩序中,封闭社区为公民社会发展带来契机。应当重视封闭社区背后的边界问题,将围墙放于社会整体关系中去剖析深层关系,分析有形墙体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才能真正理解封闭与开放间的意涵。     

事业单位的改革:从概念到实施

科学界定事业单位的概念、探求事业单位客观存在的社会机理、揭示其不同于企业、行政单位及非营利组织的特点,是研究事业单位改革的前提。对事业单位重新界定、重新归类是改革的首要任务。事业单位是专门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政府对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要按“质”论价、依“量”付费,采取绩效预算的方法。对事业单位的核算应采取国库集中收支制和委托核算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增加经费收支透明度。     

浅谈巡警制及巡警制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巡管制,是指由人民警察在公共场所(主要指街道、广场和临街的娱乐场所)巡逻执法,履行治安、交通、市容管理和救助群众等多种职责的一种警务制度。巡逻制在我国有的城市已经试行或实施。在我国,还是一项有待发展和完善的新的公安业务,据目前社会的发展形势看,很有必要在我国城市中建立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适合中国国情的巡警制度。     

社区理事制:从社区管理到协商治理

推行十年有余的社区议事会制度,在承载基层协商治理中遭遇社区居民弱参与,以及常态化和平台化运行不足等困境,应当以民非运营模式的社区理事制来升级换代。社区理事会以社区居民自主应对和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为主旨,如能持续遵循提案与公示、商议与辩论、回应与反馈、决策与执行以及监督与评估等五大协商法则,由此形成的社区协商文明将推动基层治理的不断创新。     

“街区制”改革:实践困境与基本策略

街区制改革是目前完善国家城市治理的重要政策主张。封闭小区是造成交通拥堵和城市土地利用率低等的重要原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街区制建设遵循整体性、规范性、统一又有区别的原则开展,通过跟进立法工作,提高民众参与度,加强安全控制,完善居民自治机制,政府牵头表率和提高公民素质等措施,建设共享型生态环境,改善原有模式的弊端,营造规范有序的生活。通过街区制改革探讨,以提升和增强国家街区政策议程的实践效果。     

从宏观到微观:预防农村职务犯罪的路径

农村职务犯罪现象随着新农村改革的深入呈现出新的趋势:一方面,涉嫌职务犯罪行为日益猖獗,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农村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过于简单,预防体系结构不合理。这种现象损害了农村职务犯罪预防的权威性和预见性,也给农村社会关系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     

从行政制到公司制--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未来

中国证券市场市值已跃居亚洲第三,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领域开放的加快,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将不得不面对全球竞争的压力.在此关键时刻,论证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模式的变迁,并从法制沿革方面剖析中国证券交易所行政制组织模式的特点、利弊,进而提出改革中国证券交易所组织模式的建议,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嬗变:从官僚制到网络治理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历经了官僚制、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和网络治理五大阶段,每一种理论范式存在着其合理性和限度。考察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从官僚制到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演变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各种范式的经验教训,吸取其理论成就,对于当代中国政府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智慧安防:平安小区建设的新路径

小区是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破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难题的关键。构建智慧安防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基层平安建设的有效途径,更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必要条件。小区智慧门禁、智慧车闸、视频监控、楼宇对讲、智慧门锁等是智慧安防大数据应用的支撑体系。通过组织协调、统筹推进,系统应用、提升管控,挖掘数据、服务实战,完善机制,高效运转等应用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居民创造一个安全、舒适、便捷、高效的生活环境。     

从理性到尊严:台湾技职教育发展路径评析

台湾技职教育发展的机理及奥妙是什么?如何做到"让人文更美好、让职业更尊严、让教育更强大"?文中以作者在台湾科技大学三个月的考察见闻为依据,分析指出"天人合一"的专业建设理念、"顶天立地"的课程运作模式、"一以贯之"的教学考评机制,是台湾技职教育的重要特质,也是赋教育以尊严的关键所在.     

革命与建设: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根据中宣部的要求,今年干部理论学习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宣部组织编写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主要历史经验》一书。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主要历史经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只有重视总结和认真学习这些历史经验,我们才能提高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自觉性。在向新世纪跨越的伟大历史时期,正确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特点,牢牢把握我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认真研究我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关系全党工作大局的的战略性问题,是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重要保证。为此,本刊特开辟专栏,刊发这方面文章,以期帮助广大干部很好地总结和学习党的历史经验。     

自治与效率:仲裁员开放名册制实施路径研究——兼论仲裁员名册之完善

仲裁相较于诉讼的显著区别在于仲裁当事人可以选定仲裁员。仲裁员开放名册制扩大了当事人挑选仲裁员的范围,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国际先进仲裁规则接轨,有利于提升我国仲裁公信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仲裁法》并未规定仲裁员开放名册制,且缺乏完善的配套实施机制,导致开放名册制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制度优势,反而引发当事人共同指定仲裁员更加困难、组庭时间延长、仲裁效率下降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平衡意思自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保障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一方面,调整仲裁员准入资格限制,细化开放名册制实施规则;另一方面,仲裁机构应当积极作为,从专业匹配度、尽职勤勉度和地域覆盖度三个核心要素入手,科学设计仲裁员名册,并对名册内仲裁员进行动态考评,让仲裁员名册真正起到推荐作用。     

街区制对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挑战与应对

社区是社会细胞,安全是基本需求。作为人类城市规划经验的传承,街区制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城市建设中,代表着社区未来发展方向。就我国而言,推行街区制势必改变社区治理环境,推动社区治理政策和方式变革,考验城市社区公共安全。为此,应全面分析街区制对社区公共安全形势的影响,从强化社区治安防范、提升社区应急能力和提高居民公共安全素质等方面加强城市社区治理,以应对街区制给公共安全带来的新挑战。     

从体制改革到机制再造: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事实上,社会组织活力的激发受多重变量的影响,确切地讲,除去社会组织自身因素外,其活力主要受体制、制度和机制三维的影响。社会组织的产生及发展源于我国体制改革为其释放的生存空间和相关制度规范的建立,然而对于其活力激发更为重要的动力——机制通常被疏略。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机制地位的式微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其活力的重要瓶颈。藉此提出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监督机制、责任机制、沟通与协调机制以及竞合机制,以期通过重塑和建构新的机制来补充和丰富社会组织体制改革。     

公正:从传统到现代

公正的精髓始终是“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造就现代意义的公正。公正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即实现从人身依附到平等与自由、从特权和平均主义到机会平等、从随机性慈善救济到制度化社会调剂、从应然公正与实然公正的分离到结合、从单一到多样的社会功能、从匮乏的资源基础到发达的经济基础的转变。     

从电子政务到电子治理:分歧与趋同

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其生发有先后,理解有分歧,涵盖的内容和关系有类同,呈现出界限渐趋模糊、趋同日益明显的态势。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践成果考察两者的主要分歧,厘清两者的相互关联,找寻两者趋同的策略和条件,意在消除相关曲解误解,促进两者相向而行。     

政治科学研究路径的更替:从“社会”到“国家”

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状态素来为政治学界所关注,并催生出了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两种核心研究路径。国家——合法掌控并动用强制暴力机器——无疑是重要概念,但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有意识、有目的地无视国家的存在,仅仅视其为实践相关利益群体(利益集团)诉求的工具。在缺乏自主性的前提下,国家的一切行动均得以被还原至社会并予以解释。然则峰回路转,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卷土重来,其核心逻辑在于突出强调国家拥有自主意识,导致相关行为未必能够从社会情境中还原并得以解释。     

提高政府行为科学化水平：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

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既是旧制度的供给者,又是新制度的创新者.作为具有双重身份的改革主体,这种角色定位的冲突使政府可能产生失范行为.政府失范行为在各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产生原因可归结为政治领域的路径依赖、经济领域的权力寻租、文化领域的的道德迷失、社会领域的冲突加剧等方面.规范政府行为,必须以科学理念指导政府行为、科学制度规范政府行为、科学方法优化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行为科学化水平,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从协调到协同:区域环境治理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的实践路径

区域联合防治协调是推进区域环境治理模式变革的重要方向。在政策法律的驱动下,联合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成效,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可持续性堪忧。现有的制度构建无力支撑区域内政府开展实质性、深层次的联合防治协调,需要通过立法层面的协同打破影响执法成效的约束性前提条件。地方政府虽在行政立法和人大立法两个层次上开展了立法工作协同,但主要是立法信息的分享和相互征求意见,名为立法协同,实为立法程序协调。为实现从区域环境立法协调到协同立法的转变,应在方案设计上参考辅助性原则,以上级政府主导为近程,以区域内政府间的平行合作为远程,并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构建和配套制度安排,实现进程的顺利递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