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第五代人"

"第五代人"是目前我国青年研究界较为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本文对"第五代人"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和界定,并结合当今"第五代"青年的成长环境和身心特点,系统地研究了他们的价值观、创新精神、生活方式等问题,展现了"第五代人"的时代精神和个性特征.     

实践"三个代表"与教育工会工作新突破

教育工会要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现工作新突破,就必须在增强针对性、提高实效性、体现群众性上拓展新思路,推出新举措.     

浅议“控制下交付”的几个理论问题

"控制下交付"是目前打击跨国、跨地区违禁品犯罪十分有效的一项特殊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讲,"控制下交付"既是一种秘密侦查手段,同时又是一种综合性的侦查措施,因而在实施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分类处遇制度与"首要标准"的契合

加强监狱改造职能,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将改造人放在监狱工作第一位,是新的历史时期司法行政机关的历史使命.建立科学的分类处遇制度,有利于罪犯的矫正和回归社会,在保障监管安全的前提下,紧紧围绕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这个中心,切实抓好改造人的工作,才能真正贯彻落实"首要标准".     

"均衡型法治"与"新市场经济"的中国未来

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市场与法治具有深刻的经济关联.在东西方文化中,市场与法治在社会经济结构中都进行着非均衡的"博弈".相对于古典中国的"真理型法治"与近代西方的"方法型法治",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稳妥兼采众长的新型法治."均衡型法治"以其独特的双层经济内蕴在理论上可以成为"入世"后中国"新市场经济"之路的灵动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典范,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崛起--一种"层次分析"法的解读

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其主要论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生态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和"中国文明威胁论".根据"层次分析"法,"中国威胁论"的论据大都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单元的特点,而忽略了国际体系的进程,即国家间互动的通常模式.由于中国崛起的进程同时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中国完全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崛起.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不断加深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基本内容和理论支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问题认识上的深化,而且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政党执政规律提供了方向、标准和方法论。     

艰苦奋斗精神的演进与当代青年之传承 ——兼析"躺平"现象的若干成因及其应对

近年来"内卷""躺平"等社会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们产生了对当代城市青年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担忧.这一问题应置于"时代发展""社会条件演变""个体心理取向"与"艰苦奋斗精神"的关联互动中加以系统性的分析思考,才有可能较为科学地认识并探寻解决问题的路径.党中央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新决策为解决本文探讨之问题的应对指明了道路、设计了制度、制订了政策,我们应努力学习、认真贯彻.     

略论新《公司法》中的"一人公司"及其他相关规定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并于2006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可以设"一人公司",同时也对其他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这些规定为更好地鼓励投资创业,完善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公司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

刑法的适用离不开解释,实践中由于对众多的解释方法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适用顺序,使得针对同一案件因为运用的解释方法不同而形成不同的解释结论的情况屡见不鲜．极大地影响了刑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确定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势在必行。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此基本持赞同的态度。但对于解释方法适用的具体序列,学者们观点各异。综合我国理论界的观点以及借鉴WTO争端解决中的有益做法,建议我国在适用刑法的解释方法时应该遵循这样一条顺序,即从以查词典为开端的文义解释到系统解释再到目的解释。系统解释中根据对“系统”范围的不同界定,又分别包含了体系解释、合宪性解释和历史解释。     

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刑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贯穿于各种刑法解释过程之中,指导和制约全部刑法解释活动,并体现着刑法基本精神的准则。刑法解释的原则应当为合法性、合理性与技术导向性三个原则。合法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合理性原则是指刑法的解释必须符合罪刑法定实质正当性的要求,技术导向性原则是指甄别比较根据不同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以何种解释结论为妥当,它是为了满足为达到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中立的桥梁和媒介而被提出的。以“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入刑”为例,可对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技术导向性原则的适用进行分析。     

江南文化资源的类型及其阐释

明清以来形成的江南文化以诗性精神为内核,由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构成,主要类型有古镇文化资源、农桑文化资源、饮食文化资源、都市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运河文化资源、园林和戏曲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已经成为江南地区再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江南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价值研究,探索其在城市化和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     

民法学中若干法律概念的逻辑思考

法学是研究国家和法的科学,同时又是一门应用逻辑学.民法学作为一门重要的部门法学是从民事法律方面向人们明确概念,叙述判断,阐述推理的.然而一些民法学教材忽略了思维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体现在具体的民法学教材中,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推理不合乎逻辑、论证没有说服力的现象时有发生.从逻辑角度分析一些民法学教材在明确概念方面所存在的逻辑错误纠正表述这些民法学概念的语词,这样才能揭示其内涵,确定其外延,使其既符合法律,又合乎逻辑.     

科学发展观的新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观有了新发展,体现了新的时代特色,达到了新的境界.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新解读

自新刑法颁布以来，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于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罪数形态及其适用范围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对此问题的解答应回归到犯罪构成理论和法益保护理论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对此规定的罪数形态和适用范围做出重新解读。沿着这一逻辑路线进行解读，数罪并罚应是必然的解答。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

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宪法演进的方式,但宪法解释是顺着宪法文本的原意往前走,而宪法修改则是对宪法文本的改变或补充,它多多少少改变了其方向——不是整个宪法的方向,而是宪法中的某些条文的方向。考察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其中有些条文是应该修改、必须修改、也是只能用修正案的形式而很难用宪法解释的方式表现的;但也有些条文是可以用宪法解释的方法、而不必启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改变的。     

对“大走访”的解读与思考

为准确把握社会稳定形式变化，把工作着力点更多地放在准确掌握社情民意上，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公安机关组织部署了“大走访”活动：工作机制上，从后发型到先发型，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方式方法上，结合本地区治安实际创新走访内容；群众工作方面，强化责任意识，着力解决问题，力戒形式主义。活动化解了一批社会矛盾，解决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密切了警民关系。总结这次大走访的成功经验，将大走访活动取得实质性的效果深入持久的维持下去，建立长效机制，这对推动新形势下的公安执法工作和队伍建设影响深远。     

被遗忘的权利与被放纵的权力——对我国特殊侦查行为的理论解读与法律规制

特殊侦查行为需要法律的规制。我国现行特殊的侦查取证行为存在适用上的普遍性和法律规制弱化的特点。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改革我国现行侦查机制，必须从我国侦查体制入手，改变无律师参与、无诉讼形态的现状，并相应地引入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