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撞击”司法改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景汉朝谈“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下)

主持人： 　　刚才听了景院长的精彩演讲,我不得不承认"景铁嘴"确实名不虚传。现在,请各位评议人予以点评。 程燎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汉朝同志在实际部门工作,却能挤出时间,而且有能力、有雅兴进行学术研究,让我倍感荣耀,特别自豪。刚才他在讲座中说了一句话,"地方保护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我说他把"文化当成了个筐,什么都想往里面装"。文化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了解的不是很多,司法改革我了解的也不多,感性的认识不多。因此,对于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让我把他们像夫妻一样结合在一起,我也不能充当证婚人的角…     

本月热点:中国文化“撞击”司法改革——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景汉朝谈“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上)

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法学论坛”于近日举行了一次关于“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的专题研讨会，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教授主讲，邱兴隆研究员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该校的部分教授、博士、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等共计 300多人。本次沙龙围绕司法改革与中国文化问题展开，就当前困扰司法改革的某些现实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现将主讲人以及评议人的发言摘录如下，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人性司法”与司法改革

冰冷的手铐、严肃的执法面孔、撕心裂肺的离别哭声，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一幕幕似乎总与司法活动相随。如今，传统做法在重庆市检察机关办案中被打破。据近期媒体报道，该院出台新规定，检察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如发现犯罪嫌疑人家中有老人、小孩及病人在场，可暂不进行搜查和抓捕。     

论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现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偏离了法治方向 ,原因在于对司法改革的根本法理问题、司法改革的性质、司法的价值取向、司法独立、司法的职业化等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力求理清上述问题 ,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

司法管理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应该是对司法管理权的完全否定,也不应该是否定司法管理权的行政属性。它强调的是限制或弱化当前一头独大的司法管理权,剔除其高居于司法权之上的压制性力量,将其压缩在一个合理的空间内,并发挥其正面功能。司法管理去行政化的目标就是理顺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关系,达到司法权与司法管理权之间的平衡。这是司法管理机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其远期目标应当是构建一种以司法权为主、以司法管理权为辅的司法管理模式。     

司法改革的“冷思考”

没有什么比司法改革更让法律圈的人期待,也没有什么比司法改革更牵动法官、检察官的心。然而,当新一轮司法改革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之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司法改革“冷思考”的文章。 人们对新一轮司法改革效果的疑虑并非只是杞人忧天,现有司法体制中的一些痼疾,事实上有些就是之前改革的“成果”,甚至曾一度被认为是“成功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法改革如同猛药治疾,有对症下药后药到病除的可能,也有药不对路伤及身体的可能。因此,在司法改革还只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多点“冷思考”并非坏事,可以让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让改革的步伐更加扎实稳健。笔者以在基层法院工作近20年的经历,不妨再给改革的“激进派”泼几盆冷水。     

基层司法改革不能“画虎类犬”

最近一直在关注邗江法院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一被告人盗窃后，在铁的证据面前，拒不承认自己盗窃，法庭告知其若在量刑环节认罪的话，仍然可以认定为自愿认罪，量刑时仍然有“建议权”，可就量刑与法官“讨价还价”。该被告人经考虑终于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最终被减刑。     

“争议判决”拷问司法改革

2005年6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份两种不同意见的判决书,有媒体称之为“争议判决”、“分歧判决”.这份在中国法制史上颇具探索意义的判决书,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反思

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论断，2013年以来的司法改革力图通过司法权的中央化来祛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央确定的两项主要改革举措中，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因受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宪制约束，以及各地方财政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影响，只能实行“有限统管”;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因存在宪制空间上的争议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而踟蹰不前，改革路径也在司法机构创制和管辖制度调整之间来回切换。实际上，地方法院、检察院不仅具有“国家性”,而且“地方性”也是其内在基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并非根源于法院、检察院的地方性，而在于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时被属地体制性地行政化。只有按照法治的要求和司法的规律，合理确定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具有可依赖的前提和基础。     

“大民事”司法改革评析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撤销经济审判庭，将经济审判纳入民事审判之中．所谓“大民事”司法改革的错误思潮掩盖了司法改革所需的真正的大民事或公私融合的理念。本文从“大民事”的界定及其优劣的原因分析指出了“大民事”司法改革的错误根源．并对司法改革作了展望。     

超越“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法制现代性中的中国司法

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纠缠交错,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也日渐频繁。为此,当下中国的法官在处理纠纷时,就必须在理顺关系、权衡利益、评估得失、摆平事件上下工夫,进而及时地为社会提供一种既缓和并协调好了利益的紧张关系、又衡平了价值冲突的法律产品。然而,这一法律产品的生产,实质上是中国法官充分利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又超越两种司法模式而采取的一种更为实用的司法策略;与此同时,这一司法运作模式的背后,恰恰又反映出了“调解”与“审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纠纷处理方式在当下中国实已无区分开来的必要。     

司法“异化”的文化反思

司法独立、程序理性和职业同质是现代司法权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本质要素;而受传统司法文化的牵绊,这些本质要素在当下中国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应该寻找隐于其后的文化积弊,通过对工具主义司法观、实质思维模式和道德至上选任标准的反思和批判,为当代司法实践问方抓药。     

创设司法改革的“试验田”

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相继制定和修订，是我国诉讼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然而新法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改革的终结。富有生命力和原创力的司法实践活动不断地推动着诉讼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热切地呼唤着新的理论成果和实施方案的出台。为顺应改革之近切需要，是否可以创设司法改...     

司法改革中的“脸孔”与“身材”

人人都爱漂亮的脸孔,迷人的身材。司法改革也是一样,在追求目标指向的时候必须立足于现有法律规定,在现有规定上生发新的改革措施,或通过修改法律建立新的司法机制。司法改革可以时常出新,就好比脸孔,可以以不同面貌示人,或给人愉悦、惹人喜爱,或令人咋舌、不知所措,而现有法律规定则可谓是迷人的身材,在自己可以不断     

中国司法改革步入十字路口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不赞同法官与群众走得太“近”。他认为。为了取得当事人的信任。法官要尽可能避免过于主动地行使权力，只有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才能够受理。中立的司法。更容易服判息争。     

少年司法改革中国进行时

今天的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水平已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全球化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积极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如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所遵循的原则和理念,对少年权利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保护框架,与国际少儿公约的宗旨基本一致。     

中国司法改革主体审视

司法改革离不开具体主体的运作。我国司法改革已进行多年,但对于改革的主体至今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党的机构及司法机关既是司法改革的主持者,又是司法改革的实际操作者的做法,在逻辑上不尽合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司法改革的领导者、主持者、参与者、实施者进行探讨,对确保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司法改革动因检视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均提出要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正确认识采取这一重大举措的动因,乃推进司法改革之基础。该文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就司法改革的缘由从必要性和可能性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     

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之批判——兼论“司法权国家化”的司法改革思路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 ,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并且已经形成其国际标准。中国在宪法和法律中 ,也对司法独立作了原则性的确认和规定。但是 ,由于中国司法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形成了“司法权地方化”的格局 ,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施。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有其深厚的体制性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解决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就需要彻底地改造形成“司法权地方化”的体制性因素 ,以“司法权国家化”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路 ,并以此进行相应的司法制度设计。     

法律信仰的缺失——中国司法改革的“软肋”

法律信仰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但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缺失现状令人堪忧，成为司法改革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一颗‘每瘤”。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法律体系不够健全、法律运行成本过高、司法腐败的恶劣影响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本文指出要培育公民的法律信仰，需要注意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科学契合、完善法律体系，解决法律冲突，同时需要根除司法腐败、对民众进行普法教育等多项措施的联合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