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性质辨析

公司章程在公司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按自治原则所达成的契约性协议与带有法律强制性的自治规则的结合。     

从新修订的公司法看公司章程的活动空间

新修订的公司法赋予了章程很大的活动空间,但是章程和公司法如何协调是需要探讨的。可以借鉴M.V.爱森伯格提出的划分体系,具体将公司法的规则分为三类:结构性规则、信义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采用注释法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类规则进行分析:首先思考了结构性规则中的表决权和参与权,通过类型化的方法探讨了公司章程的适用范围;对信义性规则研究,一定要从公司实践出发来分析对股东施加的义务是否具有可实施性,从而判断章程是否有所为;最后从不同立法例分析分配性规则:得出股东对利益分配的自主性可能确实会诱发一定的道德风险,章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不应有所作为的结论。     

村民自治法规则体系之缺陷剖析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基本适应了当前村民自治对法律制度的要求。但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也越来越暴露出现行法规则体系建构的粗陋和缺失。理性剖析现行村民自治法规则体系的缺陷,是村民自治法规则体系完善的基础,是确保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完美契合的前提。     

有限责任：规范属性与悖反规则

有限责任制度作为一项体现公司法对股东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的规则,并非属于强制性规范,而是一项典型的赋权式规范,股东出于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自愿承担无限责任的行为不应受到否定性评价;在各国公司法上,针对有限责任发展出的悖反规则,尽管在个案上可以获得否定股东有限责任的结果,但这些规则并非要颠覆有限责任作为公司制度基石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好的发挥这一制度独特价值。     

国际私法的新发展

国际私法近期在意思自治、民法典与国际私法关系、强制性规则、新类型法律关系等领域均有新发展。国际私法近期发展的特点是传统理论在新的领域得到应用,意思自治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大。民法典的编纂使得民法典与国际私法的关系再度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司法解释使得强制性规则受到新的重视,在人权、性别等新兴领域,国际私法也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问题。近期国际私法的发展更加反映相应领域实体法的特点。     

公司存续中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困境及其破解

2013年底我国公司资本缴纳制度改革将有限制的认缴制改为完全认缴制,由此引发了股东出资未届期可否适用加速到期规则之理论争议。实证数据显示,非破产非解散情形下能否适用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规则,司法裁判分歧明显。虽然学界提出了多种替代性解决方案,但均存在重大缺陷和不足。完全认缴制在赋予股东出资缴纳期限完全自治的同时,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出资缴纳约束/控制机制,从而诱发了股东出资期限自由和债权人利益保护之间的冲突和失衡。鉴于此,我国《公司法》修改可以考虑建立完善的出资催缴机制,将未届期出资催缴权赋予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并对催缴事由、催缴主体、催缴通知、缴纳时限以及催而未缴的法律后果进行明确规定,借此实现股东和公司债权人权利之均衡保护。     

有限公司股东查阅权制度选择的经济分析

公司股东查阅权是公司法修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便立法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在立法层面上股东查阅权制度仍存在问题,从而产生了进一步的立法需求.文章从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立法中,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之消长关系,从而说明有限责任公司赋予当事人通过合意确认各自权义关系的自由度更大.在具体制度规范选择上,将股东查阅权规范作了强制性规则、补充性规则和赋权性规则的细化.     

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的相关规定却很不完善.立法方面的缺陷主要有: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公、检、法在司法解释中的程序性规定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理论研究方面的缺陷表现为: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混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理论研究与现实脱节.     

《10B-5规则》与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的重构

美国联邦法院常常对"州际商业"、"任何证券"、"买与卖"、"牵涉性"、"重大性"等美国证券交易《10B-5规则》核心要素与要求予以宽泛、灵活解释,以救济封闭公司的侵害股东权益行为,为受侵害股东提供的保护大大超过了传统普通法,使《10B-5规则》成为一个普适性的欺诈戒除规则。与该规则相比,中国现行反证券欺诈制度存有严重缺陷,我们可以借鉴《10B-5规则》的合理内核,扩大我国反证券欺诈制度适用范围、增加证券交易欺诈诉讼主体类型、丰富证券交易欺诈救济请求权种类、强化动态信息披露责任与义务、明确因果关系证明责任与标准、引入证券交易欺诈集团诉讼机制、完善退市证券交易欺诈责任制度。     

信义义务在优先股制度中的理论困境及其解决方案:美国实践及其启示

我国优先股制度的推行对以股东利益同质为设计前提的董事信义义务规则提出了挑战,带来了不同类别股东利益平衡的新命题。美国学界对信义义务旨在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而对不同类别股东之间冲突利益调整有限的问题展开过讨论,观察美国优先股的司法实践可以发现,信义义务在优先股制度中的角色及其履行标准在判例中得到进一步明确。美国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主要包括:确认董事对优先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将信义义务改造成缺省性规则,并将"董事应以普通股东利益优先"设计为默认规则;将决策的前置审慎程序作为董事未违反信义义务的证明。     

公司治理的核心:股东自治——以"国美公司事件"为视角

公司的本质是股东投资营利、规避风险的工具,这决定了股东应当在公司的治理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股东自治应当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国美公司股权争夺的过程始终体现了股东自治的理念.整个事件中,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宪章",对实现股东自治起到了根本作用."国美公司事件"的启示在于公司治理应当坚持股东自治,公司立法模式应当坚...     

2005年《公司法》修订简评

2005年公司法修订的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放松政府管制、增强企业自治空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外监督机制以及加大对股东和债权人保护力度等方面,但也存在着一些条文过于粗疏,不宜操作,某些制度的实施缺乏配套规则等不足。     

论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

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是规范公司治理行为的重要内容。公司自治的法律边界可以从其实体法、公司章程和法律救济等三个方面进行划定。实体法介入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减少实体性规定，增加程序性强制规范的适用范围。公司章程约束的主要完善对策除了要增加章程的类型，提高章程的灵活性外，更重要的是要合理分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固化股东权利。法律救济的完善则应着眼于商事审判理念的确立、经营判断规则的引入和专任商事陪审员制度的建立等几个方面。     

刑事缺席审判送达规则研究——基于国际军事法庭、欧洲人权法院及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规则

有效送达是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得以适用的前提,是对被追诉人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尊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刑事缺席审判送达程序存在不足,不符合有效送达的要求。国际军事法庭、欧洲人权法院以及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通过程序规则在刑事缺席审判中确立了有效送达原则,以审判实践丰富了有效送达的内涵,并且对有效送达的证明问题进行了探索。有鉴于此,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送达程序应当确立有效送达原则,并从送达的时间、主体、方式、内容以及有效证明标准等维度完善配套的程序措施。     

对董事选任和分类董事会问题的思考

很多学者认为,股东选任董事是一种强制性的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章程对选任董事的任何限制性规定都是无效的。股东同意的局限性可能使公司章程的某些条款难以反映股东的真实意思,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禁止公司章程对董事选任作任何具体安排,应该允许公司在股东监督董事的基本框架内,设计各自的治理制度。对于公司章程中分类董事的规定是否有效,需要我们具体考察其是否剥夺了股东对董事的监督权,而不能一概认为是无效的。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限制的理论基础

股东将其财产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后,股东既不能直接支配该财产也不能以退股的方式要求公司返还该财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受到限制的理论基础在于其能够维护公司人合性、平衡转让股东与剩余股东利益以及实现意思自治。     

破产重整中出资人权益调整之思考

破产重整中,出资人的股东权利和正常运营状态下有所不同,应适当保护中小股东的股权,尊重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意思自治。赋予出资人在重整程序中享有重整申请权,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权,重整相关事宜知情权和重整监督权。     

两种缺席判决模式的价值取向——兼谈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完善

缺席判决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从古罗马到近代,它不断发展、完善。缺席判决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实现着在特定情况下,解决纠纷、简化诉讼程序、经济诉讼的目的。缺席判决制度从其确立,历经缺席判决主义——一方辩论主义的变迁,其价值取向也从惩罚主义走向追求制度的正当性。而我国的缺席判决制度法律规定粗疏,存在忽视程序独立价值的缺陷,需要得到修正。     

修改公司法，放宽公司的担保能力

基于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新《公司法》应当对公司为其股东设保采取更加宽松、灵活的态度,更好地实现公司利益、被担保股东利益、未被担保的股东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与协调,并明确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中的例外条款提供担保的法律效果。     

评鉴公司法之意思自治理念——以合同为视角

《公司法》作为一部张扬意思自治精神的法律被学界和实务界高度肯定。盛赞之后的思考是：意思自治既然是传统私法的灵魂和核心,那么对于在一定程度上被公法化了的公司法,意思自治是如何展开适用的,其本源性依据何在,其与合同法对于意思自治的诠释有什么不同以及其强制性规定在法律适用上是对意思自治的挟持还是力挺。基于以上法律困惑笔者展开以下分析：理论层面上,本文以合同为视角,以公司契约论为进路对意思自治制度在公司法背景下进行了寻根性研究;技术层面上,以《公司法》规范配置的设计为依托,深度挖掘我国公司法运用意思自治制度的积极价值和经验教训;操作层面上,从市场的深度融入、司法的谨慎介入以及规范的合理配置等角度提出了公司法关于意思自治制度的更新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