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法治不要人治

在中国法律史上,先秦儒家最初提出人治的含义,是主张靠贤人治国的“贤人政治”。即治理国家要靠贤明的统治者,而统治者本身也必须“正其身”,端正行为。这对当时冲破奴隶制国家的“亲亲”宗法血缘统治,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在以后的漫长封建社会中,人治向极端发展,逐渐变为统治者们背离法律的制约而任意行为的代名词。可见,现代意义上的人治,实际上是封建意识的产物。     

法家"法治"主张史鉴

先秦诸子中法家和儒家是塑造中华法律思想史的两个最强大的力量,儒家主张"礼治"、"德治"或所谓"人治",而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很明显,法家更注重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上,法家先驱管仲在<管子>就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其字面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自己的权威不必要建立在更多的基础之上,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会象人们举手抬足那样,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了.     

正确理解从“法制”到“法治”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治国的方略无非有两种，一为人治，一为法治。人治，指统治者一个或少数人之统治，是一种统治者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方式；法治，则是指一国依据法律进行统治。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权力归结点在人（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后者的权力立足在法。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应成为我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在我国，“法制”一词产生很早，在一些古代文献和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的言论、著作…     

法制视野

中共领导方式走向了法治化 【据《法制日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目前撰文指出，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曾经长期习惯于依靠领导人的聪明才智等人治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或国家治理。这种人治型治国理政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生深刻转变。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执政．     

探讨法治进程中特有的人治现象

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改革措施，社会各界对其人、其事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社会需要仇和这种大胆改革的人，有人认为仇和这种人是为了获取政绩以达到升迁的目的，也有人认为仇和的改革只会造成社会混乱。笔者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分析认为仇和现象、仇和模式是一种人治现象、人治模式。它是和法治现象、法治模式相对而言的，是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所特有的人治现象、人治模式。     

我国“人治主义”观念的历史根源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经验,要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清除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影响。本文拟从理论上剖析“人治主义”观念的历史根源,这对我们当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是没有裨益的。“人治主义”这一概念是梁启超于1922年汇辑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他说:“儒家此种政治,自然是希望有圣君贤相在上,方能实行,故我侪可以名之曰‘人治主义’。”儒家的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上的重大转变

治国方略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和策略。大致可分为“人治”和“法治”两种方式。人治是以国家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思想或统治者阶层的意志和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其特点是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反应快捷，效果明显，但同时也具有主体决定性，随意性和不稳定性等弊端。法治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创制法和制度并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严格按照这些法和制度进行活动。     

法治与人治的历史比较

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法治与人治之争,人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被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当作一种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基本方法.但是,现代社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法治作为治国方式,这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本文以法治与人治的历史比较为题,指出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必然是一个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孔子的司法道德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在法律思想方面,他主张“为国以礼”的礼治。这种礼治,无疑是一种人治主义的法学理论,其整个体系和一系列原则都是封建主义的,但这样说,并不排斥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颗粒。孔子关于司法道德的论述就含有这种颗粒。孔子的司法道德论集中到一点,就是他关于“治人”的主张。按照孔子的设计,“治人”,是“仁以为己任”(《论语》),有高尚道德,能公平执法,把国家治理好的人。这种“治人”所应具备的司法道德,主要是:     

论法治政府的建设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对如何治理国家即进行探索,人治和法治的争辩贯穿着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通过实践证明,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依法治国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其重点和核心。本文将从当前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现状入手,试图就进一步提高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提供相应的路径思考。     

“两会”归来话倡廉

提倡“德治”: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靠什么?前些年有“人治说”和“法治说”两种意见。最近又从一本新书中看到,有人对赞成人治和赞成法治的人员构成做了剖析。得出的结论     

古典德治的依宪治国功能 有关“德法合治”论的补充性说明

当代学者倾向于将传统中国的政治模式形容为“儒法国家”,即以儒家意识形态正当化法家化的国家体制。这种“德法合治”有效地降低了统治成本，实现了长治久安。然而，这种纯粹基于国家能力视角的解释却从侧面呼应了“中国古代专制论”,进而使得从传统中发掘出“依宪治国”资源变得不再可能。事实上，在“德法合治”之外，儒家德治理念有其自主性，这一理念经由法家化的国家体制，形成了一种清流主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其内容大致包括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反绩效主义的治理观以及反形式主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文化与心态虽未能固化为制度性传统，但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规范公权力尤其是主权性权力的作用，而这正可作为当代“依宪治国”事业的传统资源。     

现阶段乡政村治依存性及整合度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乡政村治依存性及整合度的实证分析张立荣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国家治理乡村社会政治事务的效度，不仅取决于乡镇政权组织行政权的行使状况，而且也与村域民众自治权的行使状况息息相关。换言之，＂乡政村治＂的依存状况和整合程度①，直接关涉乡村社会政治事务治理...     

“治人”与“治法”辨析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儒家为“人治派”。法家为“法治派”，而在儒家中，又认为苟子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他第一次提出了貌似于“人治”与“法治”的概念，即“治久”与“治法”．并明确主张“有治久，无治法”。①。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学界同仁磋商。一、“人治”与“法治”的由来欲弄清苟子的“治人”与“治法”思想，须先了解多少年来人们所常用的“人治’与“法治”的概念。这二者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最早由我国改良派学者介绍来的，并用以研究评价先秦德法两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     

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型思考

从法理上讲,治理国家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不能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应该是以人治与法治在其由来发展中对国家管理的作用,人治与法治的实质含义,并结合掌权者的意志、利益和要求,以及国家建设管理实践来思考、鉴别和选择取舍。     

依法治国概念的界定

一、依法治国（法治）与依人治国（人治）的根本区别依法治国（法治）与依人治国（人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两者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权力与法律关系上的对立。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几个相关概念进行简要的阐释。（1）国家：国家作为“治”的主体和客体具有复杂的多方面的含义；如地域的概念，人口和民族的概念等。这里侧重于指它的政治概念（即state）。而从政治概念来解释国家则有两种含义。第一，在政治机构（政府）名义下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第二，在一定疆域的土地内，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共同体拥有的权力和权威。…     

中国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它作为一个体系,从汉至清二千多年间,其发展过程大致为分为开始、发展、成熟和延续等几个阶段。理解和掌握这一过程的基本线索,是学习并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关键问题。本文试就此作一概述,供自学同志参考。一、两汉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阶段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魏相李悝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法经》,开重刑主义之先河。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在立法上以法家的“法治”为依据,用“以刑去刑”、“以杀止杀”的重刑主义统治政     

儒家治国的政治命运

儒家是宏观的治理和道德的化育并弘,其定位就在国家的治理方面。历史上,人们更为关注却是儒家的德化,并将之与治国的实际操作相提并论,认为道德对行政管理是无能为力的,从轻视了儒家自始就赋予自身以治世的使命。因此,儒家在现代社会重视技术和行政管理层面的官僚体制下,更被误解为没用的学问。儒家的生命力恰恰要在现代新政治格局的开展中才能显示其价值,作为德化的儒家形象也将以新的面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