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及其实践限度

目前"国家治理"话语热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治理观念的肯定和接纳,相反,它是应对公共治理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与改造。中国学术界在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争议,一些学者以中国缺乏公共治理的条件、适应对象和一元化政治结构为由,否认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考察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为公共治理提供了实践空间。否定公共治理中国适用性观念的几种论证存在着逻辑困境,但在承认公共治理具有中国适应性的同时,也需要评估公共治理的有效实践范围和适用限度,公共治理因无法避免治理失败风险,也无法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性问题而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资源的配置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基层治理中社会参与性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基于J市治水行动的问卷调查

当公共治理理论成为指导解决公共问题的基本之道时,如何引导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成为构建国家治理体制的首要问题。尽管地方政府出台了众多的引导性政策,但社会参与性缺失使基层社会治理进入到了一个尴尬境地。究其原因,参与性政治文化的缺失是造成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的效能感知障碍,内修型的当代价值不造就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服从型的传统文化造成政治冷漠,功利主义突出的民众文化导致政治参与弱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理阐释

实现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推进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大政治创新。在目的论层面,就是要处理好国家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价值论层面,就是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方法论层面,就是要处理好人治与法治、自治与管制的关系。重视民众的基本权利,实现公平正义的国家治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建设。     

智库专家

正吴开松,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智库专家,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民委教学名师,国家民委领军人才,湖北省享受政府津贴专家,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兼任湖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公共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立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先后生持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和教育部、国家民委     

邓小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尽管邓小平没有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但毫无疑问,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开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既是启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的标志性文献,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的一个历史起点。1986年至1987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设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雏型。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指针,更是将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     

中国公民眼中的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估——基于2002年和201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

从前后十年间两波全国性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民众眼里,国家治理的能力与绩效危机并未显现。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而对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经济形势、民众生活保障等四个方面的治理绩效,民众的评价也总体良好。回归分析表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对我国公民评价国家治理均有显著影响。不过,公民的政治情感对于政府信任和官员信任之间存在着"区隔",政治认同在制度认同和制度能力认同之间也存在着"区隔",前一"区隔"反映了当下中国"官民对立"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后一"区隔"则反映了民众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心理。     

新时代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和政治机制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且有机的构成内容,福利治理不仅包括优化配置福利资源的社会化、协同性的模式或活动,而且还涉及社会安全的维护与拱卫、社会秩序的维系与巩固、社会公平的捍卫与表达、社会价值的守护与配置等众多政治实践,从而堪称经由福利政治覆盖的政治社会运行范畴。立足新时代,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和政治机制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是构建福利治理的政治机制的理念载体,建构福利治理的政治机制则是彰显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的根本表现。政治意涵主要包括福利治理的政治环境、政治输入、政治输出、政治反馈四个环节,政治机制则由福利治理的政党机制、制度机制、组织机制、价值机制所构成。     

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行政学自 19世纪末由政治学分离出来后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发展 ,尤其是 2 0世纪中后叶 ,公共治理理论日益形成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两大理论学派。两者源于各自的实践基础 ,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 ,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反映 ,亦是西方社会过去一段时间乃至当前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为政治文明建设之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 ,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之一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在借鉴和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 ,充分吸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 ,借鉴西方官僚制技术性成果 ,形成适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公共治理模式。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2005年度两项国家课题获准立项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日前接到全国社科规划办的通知,2005年度申报的国家社科规划课题有两项获准立项:杜阿奇同志主持的《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BKS029;赵立波同志主持的《深化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5BZZ028。中共青岛市委党校从2000年起,已连续6年共有14项国家课题获准立项,在全国副省级党校中名列前茅。(本刊通讯员)中共青岛市委党校2005年度两项国家课题获准立项     

谈谈加强领导干部政治伦理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是指以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本文所谈的伦理道德特指在政治文化的价值层面上 ,处理公共政治生活中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准则 ,也即从事公共政治活动、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责任人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而自觉形成的一种必然性行为。(一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从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和规范。在西方 ,自古就有国家“道德说”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说过 :“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 ,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 ,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     

中国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中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在区域发展进程中，政府效用与公共效用之间边界模糊、利益碎片与共同利益之间难以聚合、行政组织与行政区划之间接口缺失、“代理人”与“代言人”之间的角色冲突，导致区域公共治理一体化进程中政治协调的障碍生成。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制度安排、区域战略是区域政治协调的内在机理。政府职能、经济发展、社会整合是区域政治协调的主要层面。区域的公共利益平台、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是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协调的路径选择。     

公共治理基本结构研究

公共治理结构决定了多元主体管理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分配公共利益的方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公共治理的基本主题.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是公民、政治领导、公共管理人员三者合作共治的多中心结构,体现了共和主义"公、共、和"的基本原理.其中,公民是治理者,政治领导是协调者,公共管理人员是帮助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结构的有效建构,关键在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位一体"的结构;居于"元治理"地位的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担当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执行者四大角色.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公共治理结构影响利害相关者的公民资格、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公共治理的首要主题。公共治理基本结构是由利害相关的普通公民、专业人士、职业公务人员、政治领导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模型,遵循着共和主义政体"混合"与"均衡"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结构,需要党与政府各司其职,政府承担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和执行者的责任。     

小乡镇与大国家：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案例研究——评《使服务运转起来：基层治理转型中的乡镇事业站所改革研究》

作为正式政治权力结构的基础要件，乡镇政治在整个国家政治构架中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长期以来，许多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学者，都将乡镇政治作为解读中国政治转型成败得失的密码，透过这一密码，现代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政治权力运作过程的变化、统治与治理的有效性、资源的提取与分配、合法性基础的转换以及革命、骚乱与群体行动的动因等等，都会逐一找到答案，从而获得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全景透视。     

协商决策:关于决策与理性逻辑关系的思考

政治决策是现代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也是治理过程的核心机制。政治决策需要协商。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多元的,既包括个体理性也包括公共理性。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弥补有限理性、整合多元理性、驯化个体理性、达成公共理性都需要加强协商。这应该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反复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次发展的初衷之一。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的经验研究

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基本是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下,对于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研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更加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通过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经济特别是土地及其相关制度是影响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历史基因并对之后的治理模式持续产生影响。     

强化权力监督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就是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这存在以权力、权利、社会、道德和责任监督权力的方略。从词源辨析角度综合看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在公共权力运行、管理和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追求实现国家善治的动态行为过程与奋斗目标。强化权力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推进落实"三不"反腐机制,要加强对执掌公共权力的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加强行政监督,加强对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加强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及其公职人员的监督,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治空间萎缩、“行政—服务”替代与村庄治理再造——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

基层治理有效的前提在于选择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基础在于厘清基层治理空间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形态。基于基层治理空间的分析视角,通过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基层治理实践的田野调研表明:当前基层组织治理实践中,政治类工作减少,行政类工作和服务类事项增多,"行政—服务"替代机制发达,自治组织行政化和政治组织服务化趋势明显,基层组织去政治化突出,由此完成了基层治理空间再造。基层治理究竟向何处去?面对治理任务密集进村所产生的组织需求,对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而言,治理资源稀缺是其刚性约束,正规治理不是中西部农村治理模式的未来。简约高效的组织形态依旧是值得大胆探索和深入研究的治理议题。     

走向治理民主:为何以及如何——近年来西方民主的发展逻辑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西方民主政治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行政民主试图通过政府管理的民主化来对西方民主危机进行回应和拯救,但其视域仍然没有跳出传统政府治理的思维范畴,治理民主则进一步超越了将民主限定于政治与行政论域的民主理念,从民主实现的路径、方式、功能等方面全方位探寻当代社会民主治理的可能性。西方国家从行政民主到治理民主的实践探索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