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视域的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我国特定的民族地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规范秩序、定分止争的功能,排除习惯法适用的罪行法定原则并未使习惯法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少数民族习惯法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和司法操作的可能.在基层司法的特定案件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作为一种出罪依据能够更好地实现个案公正.刑法典为少数民族习惯法预设的制度空间,为其进入国家制定法提供了现实和可能.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

刑法的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然性分析蔡道通，黄东平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及其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成文法国家刑法明确的基本原则，并且派生出排斥类推、刑法不溯及既往等规定。它以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平等作为其价值取向...     

论罪刑法定与刑事诉讼的关系──兼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

论罪刑法定与刑事诉讼的关系──兼评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郭华罪刑法定是近代法治国家法制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标志。然而，法学界在讨论、强调罪刑法定应当作为刑法原则的时候，却泠落了他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内在联系，淡忘了它在刑事诉讼立法中...     

论宪政视角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意义不仅体现在直接根据宪法对其他法律在制定、适用过程中的违宪情况加以检查.也体现为利用宪法的价值原则来引导和解读其他国家法律.由于宪法与刑法共同承担着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因此宪法价值能够作为刑法原则的阐释基础.在承认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现有的罪刑法定及罪刑均衡原则均应当从宪政视角加以审查,在解释"法定"及"均衡"的内容上,应强调宪法的直接适用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原则.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刑法渊源:罪刑法定之"法"及其解读

刑法渊源的研究取决于法律渊源语义的选定。依罪刑法定原则,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只有法律才是刑法的渊源。这一命题揭示了由刑法特质所决定的刑法渊源不同于其它部门法渊源的显著特征,但此命题不应当然地将法律以外的因素排斥于罪刑法定制度构造之外。承认法律以外的因素的刑法非正式渊源属性,是刑法成为"活法",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实现所不可或缺的。     

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体系性构造

罪刑法定原则是限制国家刑罚权肆意发动的法治原则,其核心在于疏通出罪机制,以最终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因而是出罪原则,而非入罪原则.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将罪刑法定原则塑造成为兼顾入罪与出罪的通用原则,丧失了其原生特性,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为被告人入罪提供支持、同案异判现象突出以及阻碍超法规阻却事由的适用等三重现状.为克服这样的困境,力争在每一个案件中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人权保障机能,可通过三重构造以充分实现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即杜绝裁判中引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入罪的法律依据;建立并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与"同案同判"的内在法治联系;发挥犯罪概念"但书"的作用,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出罪功能的实现.     

试论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指刑法将犯罪与刑罚,以及两者的关系明确加以规定,在司法中,法官依据刑法的规定进行定罪和量刑的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古代刑法中不乏光辉的“罪刑法定”思想之存在。它渊源于古代氏族习惯法中的“调处息讼”理念,并在成文法中得到了重要的体现。罪刑法定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分为胚胎萌芽阶段、产生阶段、发展阶段。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法意义探析

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之"法"的界定,理论上有实体专属和包含程序的两种争议。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宏观机能,程序法定、程序权利是其机能实现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容;立足于该原则作为定罪处刑依据的微观作用,无论是事实根据还是法律层面,刑事程序法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涵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积极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所有刑事实体法规定是犯罪行为的都应当定罪处刑,刑事程序法恰恰具有"出罪"功能,刑事不诉、刑事和解具备刑事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许霆案的犯罪构成分析及其相关思考

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在中国正在构建形式主义法治的今天,其重要性尤为突出.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理论的体现,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很好地使社会危害性与刑罚衔接完美,但在某些场合却会使两者出现裂痕,许霆案就是一个体现.基于维护形式主义、保持刑法威严的要求,法官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弥合这种裂痕.     

浅谈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

该文透过“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确立的历程以及该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适用某些状况 ,得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不易、全面准确适用更不容易的结论。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发展趋势简

刑法只有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司法实践活动中.具有我国特色的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中的一种,从其诞生起一直备受争议.现行刑法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司法解释存在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更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功能,其应该退出司法实践活动,取而代之的应为司法刑法解释.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及其实现——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定性研究

本文从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说起,提出了要不要和如何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通过论述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与价值的外在要求、明确性、确定性及价值法定原则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体现,对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的定性进行分析,并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提出了新的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及面临的挑战

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决定性原则,也是刑事司法的指导性原则;应当将罪刑法定原则宪法化,以充分实现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几方面之外,还包括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具体性、正当性、合理性、相对稳定性;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发展中存在着犯罪化和非罪化的严重;中突、重刑化和轻刑化的明显冲突、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特定与否的冲突、刑法的主动性和及时性调整与部门法滞后性和排他性调整的冲突、不利于被告的扩大化解释与保障人权的冲突等。     

论定罪处刑法定

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定罪、处刑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内涵之一，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及最终落脚点．定罪法定的难点是罪数如何法定，一般情况下以犯罪构成界定罪数符合罪行法定原则要求．特殊情况下罪数界定应考虑法律的具体规定。处刑法定的难点是数罪处刑如何法定，数罪处刑法定分为并罚数罪法定和非并罚数罪法定，行为人出于数个罪过，实施数个行为，构成数个独立犯罪，依照法律应当实行并罚的数罪，是并罚数罪。行为人实施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触犯数个罪名，但由于特定事由或法律规定不实行并罚。只能按一罪处罚。     

罪刑法定原则刍议

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探讨分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规定与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异同以及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贯彻实施中存在的障碍,提出解决对策和公正的程序,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验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传统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到今天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然不是原来绝对的、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包含了实质合理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犯罪实质面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罪刑法定与类推的博弈——从一起审判案例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未得到全面、有效的贯彻。尽管类推制度阻碍法治的发展,不利于保障人权,但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观念下,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适用类推。如何把握罪刑法定,避免有罪类推,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的重大课题。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